王兆相将军纪实
王兆相将军纪实
王兆相，陕西神木人，1908年出生，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宣传委员、队长、连党部书记、团长、师政委、副部长、师长等职，参加了神府佳榆根据地历次反“围剿”等战役战斗。
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团长、支队副司令员、军分区司令员等职，参加了开辟晋绥抗日根据地、保卫黄河河防、反“扫荡”等战役战斗。
1937年7月，王兆相的独立师改编为一二○师工兵营，以后又改编为留守兵团警六团，王兆相任团长。1938年 3月13日，侵占山西的日军先是派出10架飞机在河西岸留守部队阵地上空轮番侦察、轰炸。接着，用20余门大炮猛烈轰击3小时。尔后，抵达黄河东岸待命的日军2000余人，在炮火的掩护下开始渡河。警备六团官兵在王兆相的指挥下，沉着应战。敌机轰炸、炮火轰击时，部队隐蔽不动。日军见对岸无反应，以为轰炸攻击奏效，遂蜂拥冲下河岸，试图登船。警六团官兵突然集中全部机枪，同时开火。密集的子弹像飞蝗一样落入敌群。日军毫无戒备，被打得晕头转向，乱作一团。警六团事先准备好的一部兵力，乘敌慌乱之际迅即过河，袭击敌人侧背。敌人连遭重创，无力支持，向兴县方向仓皇逃去。此次战斗，毙伤敌人140余人，缴获步枪 10支及军用物资一批。警六团只伤亡6人。
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旅长、师长、军分区司令员等职，参加了承德保卫战、三下江南、四平攻坚战、辽沈、衡宝等战役战斗。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后方勤务学院组织指挥系副主任、主任，高级工程兵学校校长，工程兵学院副院长、院长等职，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王兆相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是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赏大漠美景，品西北风情！陕西省最北端的神木（旧称麟州），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北宋年间名垂千史的杨家将就是神木县境内的杨家城人。在这里的老百姓中还流传着这样一位传奇人物，“他是天上的星宿黑狸虎下凡，危难时刻，他可以化作黑狸虎脱险。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只要抖一抖衣襟，朝他打来的子弹就会掉落在地。”人们在陕北民间口口相传的“黑狸虎”说的就是陕北名将王兆相。羊倌将官教官，弹指间白发苍苍。扬鞭举枪挥笔，崎岖路奋进匆匆。王兆相这位在黄土高坡上走出来的开国将军，曾写下了这首词总结自己的一生。
创建红色武装，令敌军闻风丧胆的“黑狸虎”
1909年，王兆相出生在陕西省神木县沙峁乡王家后坬村一户家风纯朴的农民家庭，他自幼受到杨家将镇守边关、抵御外敌故事的滋养。幼时在家放了7年羊，十四五岁才开始念书、识字。在王兆相的哥哥王兆卿（曾任中共陕北特委委员、陕北特委军委书记）的影响下，王兆相192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兆相牢记刘志丹把红旗打到底的誓言，找到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要求回陕北家乡去开展武装斗争。1933年10月，一支名叫特务队的武装组织成立，队长是从红26军任过连长的李成兰，王兆相任政委，全队只有7个人。不到一个月时间，特务队便打开了局面。老百姓传说：特务队队员个个是“千里眼”“顺风耳”“飞毛腿”，谁办了什么坏事，特务队马上就能知道。土豪劣绅们惊恐万状，纷纷逃进县城和白军驻守的集镇。地主不敢催逼地租了，衙役不敢下乡收捐收税了，连放高利贷的财主也不敢讨债逼命了，老百姓的日子好过多了。
1934年9月18日，陕北特委决定在神木县王家庄村“红三支队”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三团。团长王兆相、政委杨文谟。红三团“绕圈子、捉迷藏、敌来我去、避实就虚”游击战法将国民党“追缴军”拖得疲惫不堪、士气低落，王兆相趁机指挥部队跳出国民党军的合围，大踏步向北挺近，连续歼灭多座集镇的民团组织和晋军、蒙骑，缴获不少武器弹药和物资。在陕西省档案馆中，保存的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的《匪情周报表》上，王兆相的名字出现的越来越频繁，国民党把刘志丹和王兆相同列为共匪匪首，宣称花2000块大洋收买他的人头。为消灭红三团，捉住王兆相，使出浑身解数，曾精心部署了一个假起义的圈套，在神木县太和寨后山企图诱捕他。
据王兆相之子王延生讲：“当时特委为保护王兆相的安全，那段时间给他配了八个战士总在他身边左右围着。在与假起义敌人队长握手的时候，王兆相发现对方的眼神一直盯着他提着的手枪看，手也发抖得非常厉害，既然现在已经起义了，红军也在你的身边，怎么害怕成这么个程度，王兆相一想不对头，这人并不是起义，马上甩手后退，这时候敌人看到这种情况就马上喊，带白帽子的就是王兆相，王兆相一听，一把把头上的白帽子抹下来一扔，好在对面是个土山坡，王兆相在战士们的掩护下几步退后就从土山坡上跳了下去了。毛凤翔政委也带部队竭力掩护，王兆相与一块的战友们突围了出来。那个假起义的队长没法向团长交代，团长说你和王兆相握了手，怎么还让他跑了，队长说，当时情况不一样，我刚与他一握手的，就感觉飞沙走石，只看到一只硕大的黑虎一阵风就过来了，再看王兆相一下就不见了，我开枪，可是枪也打不响了。”
此后，国民党官兵纷纷哄传，王兆相是天上的星宿“黑狸虎”下凡，凡人不可能抓住他。70多年过去了，“黑狸虎”王兆相的故事仍然在陕北神木、府谷、佳县、榆林、山西兴县、保德、内蒙古准格尔旗、乌审旗一带流传着。
1936年8月1日，神府佳榆的红色武装整编为中国抗日人民红军独立第一师，成立大会在神木县花石崖举行，当年只有7个人的特务队，发展成了千余人的独立师，神府红军的发展，是王兆相从游击队长到支队长到红三团团长，一直都是他在领导着这个部队的建设，他是神府佳榆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西北红军武装的创始人之一。
1938年3月在延安凤凰山麓，王兆相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向他询问了神府佳榆根据地的情况，问得很细，主席专注地听完，思索着说：“神府佳榆人民群众为创建和保卫这块根据地做出了重大的牺牲，现在神府佳榆已经成为晋西北八路军的稳固后方，在抗战中战略地位很重要，神府坚持下来很不容易，党中央是满意的！”
延安学习岁月
1938年3月，多次要求去延安学习的王兆相，终于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在延安，王兆相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高级班，第四期瓦窑堡第一大队红军干部支队学习，当时抗大校长是林彪、副校长罗瑞卿，瓦窑堡第一大队的大队长是苏振华，政委是胡耀邦，在这两期学习班中他与王树声、杜义德、贺炳炎等老红军结下了深厚的同窗情谊。抗大毕业后，王兆相便进入延安马列学院继续深造，马列学院的学员，大多是参加革命较早的团以上的干部，或是文化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其中不乏大学生和留学回国人员，只读过几年书的王兆相在课堂上听讲难免比较吃力，但他好学刻苦，同班同学徐海东、阎红彦、张秀山、汪东兴、丁玲、江青、扬拯民等同学也常常帮助他。
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举行第一届会议，王兆相被马列学院选为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王兆相被分在中央机关党团代表组，与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王稼祥等十几个人同组，并被指定为组长，毛泽东因工作繁忙，不能天天到会，就向王兆相当面请假，王兆相说：“你是中央领导人，你不来开会总是有事呗，向我请什么假啊！”毛泽东很认真地跟王兆相说：“不请假是不对的，这是一个组织观念问题。”毛泽东不以中央领导自居，以身作则的模范行为对王兆相一生都影响很大。
奔赴抗日前线
王兆相曾两次奔赴抗日前线，第一次是1937年5月，党中央派张邦英为团长，吴溉之为副团长的工作团到神府指导工作。独立师加强了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进行了全面整顿，积极准备投入抗日战争。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军委电令独立师改编为团，对外称八路军120师工兵营。工兵主任兼营长王兆相。9月4日，除一个营留守黄河河防外，王兆相率两营近千人东渡黄河奔赴晋西北抗日前线。1937年11日中央军委决定工兵营改为延安留守兵团警备第六团。团长王兆相，继续接受120师领导，战斗在晋西北的抗日战场。
1940年延安马列学院毕业后，王兆相第二次奔赴抗日最前线。经过七个月，途经4省20多个县，十几条大小河流，冲破日军层层封锁，1941年3月终于到达八路军山东纵队所在地山东沂南县青杨庄一带。王兆相担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支队副司令员，同年7月担任山东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王兆相采用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和加强机动，运动性的战法反击日军的扫荡，杀伤日军的有生力量。在此期间反击日伪万人扫荡多次，拔除日伪设置的多个据点。
1943年3月，王兆相奉命调山东北部的清河军区，任第四军分区司令员，4月，王兆相率第四军分区部队与兄弟军分区共同反击日伪军对清河军区发动的“十天拉网大扫荡”。5月，清河军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开始了，第四军分区辖区成为了清河区的粮仓，号称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小乌克兰”。
1943年5月到8月，日伪军不断进入根据地扫荡抢粮，王兆相利用围点打援和引敌出击等方式攻克敌人据点，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物资。11月，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岗村宁次策划了2.6万多人对清河根据地的“二十一天大扫荡”，日寇采取了齐头推进，修筑堡垒，并对根据地的人民采取了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王兆相率领第四军分区部队和兄弟部队与敌不断地战斗。12月8日，军司令官喜多诚一在日军付出伤亡600多人的代价后，日军失去了消灭根据地八路军的企图，扫荡草草收场。
1944年1月，清河根据地与冀鲁边区根据地合并为渤海抗日根据地，王兆相仍任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渤海军区在作战形势上，变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军事攻势和政治攻势相结合。时局的变化转为山东抗日军民展开局部的反攻作战，渤海军区首长决心攻打利津县城，拔掉这把刀。王兆相的第四军分区部队攻克利津城西门，并堵住了从惠民开来增援的日军。利津解放。
8月17日，八路军在山东攻克第一座县城，利津县城，随后，未来得及休整的第四军分区部队便在王兆相的率领下向沾化县推进，打下黄升店据点。在这次战斗中，王兆相经历了他战争岁月的第一次负伤。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延安日报》也于1944年10月10日刊登了一则军分区司令员王兆相在反攻日军的战斗中负伤的消息，正是这则消息，让几年音讯全无、远在陕北神府苏区的老战友们终于知晓，他们的老首长“黑狸虎”王兆相的下落。
1945年，渤海军区在对日军的反攻作战中，共歼日伪军3万多人，解放县城33座，其中王兆相所率军分区部队单独解放3座，与兄弟部队配合解放4座。
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团长、支队副司令员、军分区司令员等职，参加了开辟晋绥抗日根据地、保卫黄河河防、反“扫荡”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旅长、师长、军分区司令员等职，参加了承德保卫战、三下江南、四平攻坚战、辽沈、衡宝等战役战斗。
王兆相少将，是陕西红军中一位传奇英雄。
他参加革命后，带领一支仅仅7人的特务队，在一年之中，发展成一个团——红3团。他便当上了团长。
他率领红3团与“围剿”的敌人进行绕圈子、捉迷藏的游击战，将敌人拖得疲惫不堪。国民党把他和刘志丹并列为“共军匪首”，千方百计企图抓住他。可每次都让他跑了。为此，悬出了重赏：凡抓住王兆相，活的赏5千块大洋，持死的来，奖3千。
敌人想抓王兆相，都想疯了。为了王兆相的安全，神符红军司令员（后改称独立师师长）也作出了一个特殊的决定，给王兆相配了八个警卫员，下令他们日夜跟在他的身边，进行保护。
1935年9月下旬，地方区委给红3团转来一个通知，说敌营长杨相枝在太和寨的8连有一个地下党员，要红3团派人接应他发动兵变。王兆相派人给他送信联络。可送信人到了太和寨，此人却出差了，只见到他的哥哥，于是把信托他转交给弟弟。不料这个哥哥把信看了，害怕连累自己，交给了营长杨相枝。
杨相枝作梦也没想到会有这么一个意外，把信看了几遍，乐坏了：“我就来当几天共产党吧，领了这个5000赏金吧!”
不久，红3团收到了那个“地下党”的回信。
经过几次信件接触后，10月初，“他”给红3团去信，说已经活动了二三十人，希望和王团长约个时间，里应外合，消灭敌人，时间由红3团定。
于是，王兆相去信，与这个“党员”约定：10月15日晚，红3团到太和寨对面山上接应，起义人员先打三颗手榴弹作为发动信号。同时规定，双方左胳膊上戴条白布，不戴帽子作为标记。
杨相枝可高兴了。他首先去了监狱，安排了一间牢房准备关王兆相。然后，跑到团部报告，调来了6个连，布置在太和寨周围。
10月15日到了。在出发前，王兆相规定，部队在执行任务时，不准喊王兆相的名字，也不能叫他团长。然后，他把红三团三个连队全部拉出来，去了太和寨。
半夜时分，太和寨响了三颗手榴弹，就没动静了。王兆相估计，对方成功了，迅速带着两个连下山，准备进入太和寨。刚到半山坡，对面上来了三四十个人，左胳膊都系着白布，没戴帽子，每人身上背着一支长枪和一支短枪。王兆相这时却头上戴着帽子，见他们上来，上前问道：“弟兄们，情况怎么样?”
这群人回答：“营长和连长都打死了。”“那部队呢?”“都来了！”“那我们下去打扫战场吧！”“不要了，都完了！”王兆相“哦”了一声，没等他再问，对方就问：“团长在哪儿？团长在哪儿？”王兆相回答：“团长在山上还没下来!”
这些人一听，丢下王兆相就往上奔。王兆相没觉察有什么危险，只是觉得他们太乱，往山下看了看，再也没人了，下令两个连上山。他带着8个警卫员和一些干部紧跟上来。可那群人却仍在喊：“团长呢!要见团长！”
此时，王兆相向山上喊：“让刚出来的人都集合起来！”
那群人不但没站队，反而围成了个圈，嘴里直嚷嚷要见王团长。王兆相感到有些不对头。可这时原来从这个连起义过来的张德超、高育才两人跑过来说：“团长，这些人都很好，我们原来就是这个连的，都认识。”
王兆相说： “你去要他们集合起来，不要说我在这里。”
张德超去了。不久又跑回来说：“团长，他们要见你，决没有问题的。”
王兆相说：“你去叫那个带队的过来。”
过不大一会儿，带队的队长跟着张德超走过来了。王兆相伸出左手，那人也伸出左手，在相握之时，王兆相说：“你们辛苦了！欢迎参加红军！”但他发现对方两只眼盯着他右手的枪，显出紧张的样子，于是他迅速松开手，向后退了几步。那个人急忙转身，走了两步就喊：“那个戴白帽的是团长！”话音刚落，就响起了枪声。张德超当即牺牲。王兆相立即摘下帽子，说了一声：“糟了，上当了！”
四面山上立即响起了激烈的枪声。王兆相明白敌人已经包围上来了，立即下令两个连上山。他们上山后就马上撤走了。王兆相带着一个连被堵住了。他快速观察了一下情况，立即决定下山，插到沟底，从沟里冲出去。他对大家说：“那里有座大庙，如果大庙有埋伏，我们不管伤亡多大也要冲出去。”
说来又巧，敌人调来在庙口埋伏的一个连此时并未赶到。
王兆相又一次脱离了险境。
第二天，王兆相清点人数，发现只牺牲三个人，除张福超、高育才外，另一个是司务长王玺，因为他身高和王兆相差不多，当时戴了一顶白帽。敌队长喊“那个戴白帽的是团长”后，敌人开枪就把他打死了。
红3团虽然遭到了损失，但王兆相还是逃脱了。杨相枝的如意算盘落空了，怒气冲冲把带队的队长喊过来：“你是怎么搞的?没有抓住王兆相，又没把他打死，你说，你说！”
这个队长见着王兆相挺紧张，对自己的上司却对答如流，回答说：
“你没看见，我伸手拉王兆相的时候，突然发现眼前有只黑狸虎，我赶紧开枪，可是枪也打不响了。人说，王兆相是黑狸虎下凡。我原来不信。这下，我真看见了，部队一开枪，我就看见一只黑狸虎驮着王兆相跑了。”
杨相枝更气了：“你还编这种鬼话来骗我！”
队长连忙申辩说：“这可不是鬼话，是真的！要不，我的枪怎么打不响！”
然后，他带着杨相枝来到昨晚见到王兆相的地方，又把自己的“奇遇”讲了一遍。结果，神木都传说：王兆相是一只黑狸虎。
后来，王兆相当了红军独立师师长。抗战时，他去了山东；解放战争时去了东北，担任六纵18师师长。南下时为49军162师师长。
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后方勤务学院组织指挥系副主任、主任，高级工程兵学校校长，工程兵学院副院长、院长等职，为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一，王兆相之子王延生回忆父亲《老红军王兆相的黄土情结》:
父亲走了整一年了，但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依然经常浮现在我的眼前，甚至在梦中，他仍是那样神采奕奕、目光炯炯。
我的父亲王兆相是陕西神木人，是从陕北高原那苍凉贫瘠的黄土地上走出来的开国将军。
父亲出生在陕北神木南乡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王家后坬，一个地地道道在黄土高坡上刨食的农民家中。他七、八岁时就随父下地干活，十一岁就开始在家乡上山、跳沟、独自放羊。1926年跟随其兄共产党员王兆卿参加组织农民协会，1928年在府谷县盘塘镇第五高级小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奉中共陕北特委和神木南乡区委指示参加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甘红军，1933年按陕北特委指示在神府参与领导、创建第一支神府红军特务队，开展武装斗争，参与领导、创建了神府佳榆红色革命根据地，1937年奉中央命令带所属部队东渡黄河到晋西北抗日前线，开辟了晋西北偏关、左营、右玉、清水河、兴县等抗日根据地，1940年奉命离开延安到抗日最前线的山东战场。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他一直率部驰骋在血与火的各个战场。但不管到什么地方，他始终不忘自己的故乡，永远挚爱着生他、养他、培养造就了他不畏艰险、坚忍不拔性格的这块黄土地，永远怀念在这块黄土地上生活的父老乡亲和与他曾并肩战斗过的战友们。
父亲常给我们讲：“人要懂得感恩。” 在34年末、35年神府红军和神府佳榆苏区一度在执行先“左”后“右”错误路线的特派员领导下，遭到重大损失。但神府佳榆的党组织和红军在那个特派员离去后，擦干血迹、挺起胸膛、克服一切困难，在苏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掩护下坚持斗争，逐步恢复并发展壮大了红军和根据地。父亲对我们讲，那时国民党军多次大规模疯狂“围剿”红军、追捕共产党员，神府佳榆人民为掩护红军和党员，许多乡亲被敌人枪杀、刀劈、挖心、剖腹、铡刀铡。为掩护红军，菜园沟的群众一天之内被敌人用铡刀铡了十八个，就连十四五岁的小孩他们也不放过，残忍至极。即便这样，革命群众始终没吐露一点消息给敌人，他们还经常躲开敌人把食物送到红军经过的山洞、假坟、假棺材里供他们充饥。父亲几次躲过敌人的搜捕、追击，都是神木南乡群众及时通风报信，掩护脱险的。父亲说：“红军刚开辟时，如果没有家乡人民舍生忘死的支持和掩护，红军和根据地也发展壮大不起来，我王兆相也早就不存在了。”
全国解放后，父亲时刻都惦记着老区的发展，惦记着家乡的父老乡亲，惦记着红军时代与他并肩战斗已牺牲的和目前仍留在当地的战友们。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他曾数次回到陕甘、延安、西安和神府佳榆地区。每次回去都要骑马（当年陕北地区及神木南乡都还没通公路）到家乡各地去看望乡亲，看望战友，到他曾战斗过的地方去凭吊牺牲在那里的烈士。在神木太和寨的山头上，他对陪同人员说：“1935年10月15日，在这里我们红三团与敌人遭遇，当时就牺牲了张德超、高玉才、贾怀耀、王玺四个红军连排干部，敌人把他们遗体拉走，头割下来挂在了神木城头的木笼里。” 当时他怀着沉痛的心情在地上捡了几块石头堆起来说：“如有可能将来应该在这里给四位烈士立个碑，让后人不要忘了他们。”
在神木南乡的陈家萍，父亲站在陈家萍村桥头回亿与刘志丹见面的往事，给随行人员说，1936年刘志丹、宋仁穷率领红二十八军北上到达神府佳榆根据地，我就是在这个村里见到了几年没见的老首长刘志丹。我当时己被撤消团长职务。主要是因新成立的陕北省委组织部那个原神府特派员，他代表省委1935年12月12日上报给刚到陕北的中央一份歪曲、虚假的报告，说我“........尾大不掉头，将来可能当军阀、当土匪，不可重用，要控制使用”。 为此免去我红三团团长职务。当时开始只是按省委指示让我做了一个军事部干事，后来是在新到的神府特区组织部部长张秀山等同志们均认为对我处理不公，于是在他们坚持下只好又改任我为一个无实权的副部长。刘志丹来后，因我当年曾是红二十六军警卫队长，骑兵连支部书记，一直跟随在刘志丹身旁。这次我与老首长重逢很是难得的。在红二十八军军部驻地陈家萍我俩睡在一个炕上谈了很久，志丹说是党中央、毛主席来后救下他们这一批人，否则差点被执行左倾路线那一帮人所杀害，虽然他现在是军长，但强压在志丹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还戴着。我也讲了我这几年的经历，当时志丹便给我讲：“中央刚到陕北，许多问题也不可能马上搞请，这些年来我和子长的亲密战友，你的哥哥王兆卿英勇牺牲，你父这个一直支持革命的老人反而在肃反中被自己人所杀，你也几次被撤职，你确实也受了不少苦和委曲，但我们要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中央刚到陕北不长时间，相信我们的问题总有一天会解决的”。
后来经刘志丹向神府特委提出让我跟随红二十八军作个高级军事参谋，并随他东渡黄河过山西驻守罗峪口、黑峪口两个渡口，这是我和刘志丹的第二次较长时间的相处。没想到东渡黄河不长时间，刘志丹这个我的老首长、老战友就牺牲在战场上了。说到此时父亲摸着陈家萍桥的石柱，随行的秘书便单独在陈家萍桥头给父照了一张像，以示怀念那一段战友情。
父亲还给我讲，1960年初他离乡二十多年后第一次回到王家后坬，住在自己家的老窑洞中，每天不断有人来看望他，有的甚至蹚水过河、翻山越岭步行几十里路来与他见面。每天来看他的人流不断，乡亲们的热情着实让他感动。
有一天晚上他在自己家的窑洞睡觉时总觉得窑洞外似乎有人，第二天他开门看见曾任过红军指导员的王六八、曾任过红军排长的王留星两位老人蹲在门口抽烟，他问他们晚上是不是一直坐在此没去睡觉？他们说怕有坏人、咱们闹红时被整过的地主、白军、还乡团的那些后代们来报复，对他不利，所以他们几个仍留在家乡的老红军商量要保护他的安全，轮流给他值班守夜。他听后感动极了，拉住他们的手，含着泪劝他们别再这样了，快去休息。父亲给我讲到这里时，眼眶里已充满了泪水。
有一件事是我给父亲说的，这就是在1968年时我与表弟杨东良(我的大姨夫老红军、海军杨文模之子) 由北京陪我伯妈（王兆卿烈士夫人）回陕北神木老家。文革中我俩父母都受到很大冲击，一路上我伯母告诉我俩千万别暴露你俩姓啥、叫啥，以防有一些在红军时代就结下仇的人他们的后代借机为难报复。一路上我们都是住在农民开的大车店窑洞里。在山西兴县去黑峪口路上因没公路，更没长途汽车，我伯母又是从小就裹成了的小脚，我只能到市场上雇毛驴，可我又不知怎么去雇，很为难。此时一个年轻后生主动给我说：“你等着，啥也别说，我帮你雇，”一会儿他就雇好了毛驴。(后来我到神木城后偶然碰到他, 他说你们三人一到兴县我们就知道了, 所以帮你们是应该的)。
到了山西黑峪口因黄河发大水，没有渡船（那时还没修桥），过不了河，只好住在黑峪口我伯父王兆卿年轻时的“拜食”家（即把兄弟）。后来， 听说黑峪口上游山西黄河边上的寨滩有神木马镇一带人的地, 他们每天都搬船过山西的寨滩来种地。我们第二天只好又翻山走到黑峪口的上游，从寨滩过河。当时凡是坐船过河的人都交钱，我也主动把我们三人的钱交给老船工，可他怎么也不要，他说：“孩儿，我不要你的钱，” 他把我塞给他的钱又硬放到我的背包里, 还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孩儿，你啥也别说，我知你兄弟俩是谁，你们一到兴县我们就知道了。你“大大”现在怎么样？这两年咱地区来了一些外地人到处贴标语和大字报，把你“大大”的名子都划叉叉，打颠倒了。你们俩的“大大”舍命干了一辈子，怎么会被打倒呢？！这些外地来贴大标语的人到我们这一带来，乡亲们都不理他们。乡亲们完全相信你“大大”” 。紧接着他又拉着我小声说：“孩儿，路上小心，千万别说你是谁，坏人还是有的, 闹红年代结下的仇人后代们也不会死心”。 下船后他又派他的儿子帮我们背上东西，送我们上山，并一个一个村庄托人护送我们回到本村。
紧接着，我又给我父亲讲了在神木南乡沙峁镇遇到的一件事。沙峁镇是我母亲的村镇，我1947年时也在此镇上过小学，对这个镇我很熟悉，一天我在镇上的老街寻找着往年的记忆，忽然有个老人拉住我说：“孩子，你跟我来一下，有几个老人想见见你”。这村的老人按我母亲的辈份都是我的长辈，我便跟着他下到窟野河滩的一块大石头旁。在大石头旁坐着五、六个老人，他们一见我就问：“孩儿，你《大大》现在怎样？我们几个都是当年跟你《大大》闹红的人，因伤病而留在村里，前些年从外面来了几拨人，到处贴你《大大》是大土匪、大军阀的大字报、大标语，把你《大大》的名子打颠倒、划叉叉，他们一走乡亲们就给扯了下来。我们几个跟着你《大大》闹红的人，想一块到北京去找党中央说说，王兆相拼死拼活干了一辈子，怎么变成军阀、土匪了呢？还要打倒？” 我给这些老人讲：“谢谢他们对我父亲的关心，目前我父暂已没事了，现在已从湖南长沙奉命迁到河南洛阳闲着待命，虽然没工作，不能随便离开洛阳， 但不会再挨批挨斗了，你们到北京也跟本见不到中央有关领导，这那可不像在延安时那样，大小领导都比较容易见到”。
我把一路上所见的这几项告知父亲后，他老人家眼圈又红了，泪眼汪汪的对我说：“家乡人民太好了，红军时期如没有神府佳榆这些家乡人民的支持、掩护，我不知死了多少次了，哪会有我们的今天，我们是当年众多出生入死那一代人的幸存者，你们这些年轻一代可永远不要忘了那些流血流汗的老前辈啊，不要忘了家乡人民的恩情啊”。
父亲还给我讲过一件事，就是1983年他回家乡去时真想在王家后坬自己家的窑洞再住一个晚上，但随行的我父秘书徐周选、我的小姨夫（老红军）贺长光等陪同人员考虑他的身体情况和当地的条件，坚决不同意他住，硬把他拽走。为此他对我小姨夫贺长光（榆林副专员，老红军）发了火，他说：“什么条件不好，乡亲们世世代代就住在这里，我也是从这里出生、成长，走出去的，过去你们这些干部下乡都要和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我现在回我自己的家就条件不好啦！？”。他给我说此事的时候，还满脸委屈。又自言自语地说：“咳！真想在自己家再住上一晚啊！”，此时他眼眶里的泪水都快涌出来了。我劝他说：“爸爸，你年龄大了，小姨夫和徐秘书是为你好。”他瞪着我说：“那是忘本！”。不过，最后他也承认他们确实是为了他的健康，是好心。
最后一次回家乡是在1997年9月，他近89岁高龄时，我和小弟王东民、王晓建秘书、凌医生、战士等五人陪同他一块儿回去。从包头到神木。当时榆林专区又派了我的小姨夫贺长光和地委的乔乃章副秘书长带了一个面包车到包头来接我们（那时还没火车到陕北，但有土公路了）。一路上我们几个都很疲倦，不由得都在车上打盹。而我的父亲却一直精神抖擞，看着在车窗前掠过的内蒙达拉特旗、伊金霍洛旗、准格尔旗和府谷、神木大柳塔的一个个景致，不住地念叨着：“好啊！变了！30年代我们神府红军也曾几次北上来过这里，当时与这里的蒙族王爷的骑兵也有过几次接触，后来和这些王爷的统战关系搞的还不错” 。
在神木大柳塔由神华煤炭集团的乔振明主任陪同下参观了煤炭集团的展厅，并且听了集团总部领导的介绍、看到现代化电子操作的机械出煤，他异常兴奋。在神木、榆林、府谷与老干部们的座谈会、欢迎会上，他一再感叹地说：“改革开放这些年陕北变化太大了，真是大发展、大变化、大进步啊！。”他不管到什么地方都想了解，都想看。
在府谷县他在县委书记乔万荣陪同下，到1928年时他去过的地下党联络站负责人，也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孙计一校长的窑洞，寻找当年的足迹，回忆他参加府谷地下党时的生活。他也专门到府谷居民家里去了解乡亲们的生话。
在神木大保当大街上与路上的群众聊天, 问长问短。他为家乡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欢欣鼓舞。在神木与老干部们聚会时，他紧紧握住两个专门从内蒙古赶回来看他的红军老战友的手，深情地说：“看到家乡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我们这些为此奋斗了一生的人，应由衷地高兴啊！
父亲对革命老区的深厚感情是难以言表的。记得作为全国五、六届的政协委员，他在会上就曾多次呼吁，要加强对革命老区的建设投入，要切实关心革命老区人民的生活。他常讲：“革命老区过去大多是没有什么物产的贫困山区，那里的人民在我党我军最艰苦的时候，以大无畏的流血牺牲精神支持了革命，赢得了今天幸福美好的生活，我们绝不能忘了他们，绝不能忘本啊！”
2005年父亲因高血压造成脑梗住进了医院，就是在医院中他依然忘不了家乡，忘不了家乡的人民,忘不了家乡的黄土高坡和窑洞。2006年父亲由于肺部感染不得不插上呼吸管机，当时他头脑还较为情醒，但不能说话了，躺在病床上他心情烦躁，发火，敲床，不配合治疗，我和战士们轮流整天坐在床边陪着他，怕他自己动手把管子拔掉。我基本上每天都把在神木街上买的最原始的信天游歌曲一遍一遍给他放，把他喜爱的晋剧“打金枝”、“蝴蝶杯”等等晋剧放给他听。他只要听到这些他熟悉的曲调，就静下心来，脸上还不时露出一丝丝笑意。有一次在放晋剧“打金枝”时，我突口说这是汉朝时……话还没讲完，他马上瞪大眼睛、用手狠狠的指着我，嘴不停的动着，我马上意识到自已说错了，立刻改口说：“错了，错了，这是唐朝发生的故事，”。陕北榆林地区沿黄河一带北部的老百姓都喜欢看晋剧，哼唱信天游歌曲，我父青少年时在家乡的山山、沟沟、峁峁放了近七年羊，非常喜欢随口而来的陕北信天游曲调和到庙会上去看晋、陕两地的晋剧。为此我就到处搜集陕北信天游歌曲和他喜欢的晋剧给他每天放着听，刚开始他所住在301医院南楼病科的医生护士都不知放的什么, 欣赏不了, 时间长了，连他们也喜欢听了, 如果有一天我没放, 他们还去问我们的几个小战士: “今天你们老大为啥不放音乐了?”
还有一次李正亭（原中纪委付书记）、李智盛（原国务院付秘书长）二位叔叔（都是神木南乡人）在神木驻京办事处主任刘生亮陪同下到医院来探望父亲。父亲静静地躺在那里睡着了，我在他耳边说：“李正亭、李智盛二位叔叔来看你了。”他动了动，但并没什么大的反应。我又说：“还有神木驻京办的刘主任也来看你。”他一听神木来人，马上全身动起来，眯缝着眼睛，微微抬起头来，手也抬了起来、挣扎着想坐起来。刘生亮见状赶忙走过去握住父亲的手，问候他。李正亭、李智盛二位叔叔看到此，笑着说：“好啊！刘生亮的面子比我俩大多了。”其实，父亲只要听到神木来人就会有所触动。陕北、神木、府谷、榆林，家乡的父老乡亲在他老人家的心目中永远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他常给我们这些后代讲，“不要忘了你的祖辈就是在贫穷的黄土高坡上生活的农民，子孙后代都应记住我们是陕北神木王家后坬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出来的人，不要忘记家乡的人民，那里还有我们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土窑洞，那里是我们的根，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自已的根。”
他也多次给我们说：“如今，你们是不可能回去住了，但如有机会把咱们家的上下两处窑洞修一下，那是我和你们伯父出生的窑洞，三十年代初因我和你们的伯父“闹红”，国民党军队曾把一直支持地下党和红军的你爷爷抓走拷打，窑洞和院内均洗劫一空，并放火烧毁，你爷爷在被驻神木盘塘的国民党军拷打的奄奄一息时，被地下党和乡亲们花了120块大洋给国民党军队救了出来。伤病好了后他老人家卖了地，从新把窑洞修缮过。现在你们可别让它塌了。黎明、利华、新民，你们三兄弟姐妹均在那两处窑洞住过，生活过几年，其他人没住过，但要让其他兄弟姐妹们知道，那可是我们祖辈的家啊！保护好，要留个念想给你们的后代。” 为此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及伯父的儿子黎民大哥及其女儿小宁在我父还健在时，便每人拿点钱出来，筹集了叁万伍千元给村党支部，请他们帮助简单修缮一下我们家的窑洞和祖坟，别塌陷就行。
2009年6月3日，我亲爱的父亲在他101岁高龄时，在我们这些子女和身边战士、秘书、部队领导们的陪伴下，静悄悄地走完了他崎岖艰难光辉的战斗一生。
现在家乡变化大了，神木这个过去的贫困县已成为全国百强县，从去年开始，当地居民上学、医疗全部免费，这在全国尚属首例。父亲如果在天有灵，知道此事，一定会为家乡的发展进步、为老区人民的幸福而高兴的。
这都是真实的历史，没有任何虚假的东西在里面，我年纪大了，我父对家乡黄土高坡的怀念，对家乡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对革命的贡献他一直牢记在心，他常常讲没有陜甘、神府佳榆人民忘我的对红军和八路军的支持，我们红军也不可能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我也不知死了多少次了，我们这些人是那一代革命者中的幸存者。你们年轻人绝对不要忘了那些为了革命牺牲的烈士和曾经支持革命的广大人民群众。
二，专访开国少将王兆相之子王延生《父亲晚年常喊我两个失散妹妹的名字》:
神府佳榆红军根据地、神府红军创建人之一、百岁开国将军王兆相，晚年时常这样告诫子女：“没有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流血牺牲，没有根据地人民舍生忘死地支持与掩护，我王兆相早就不存在了。与刘志丹、谢子长等众多英烈相比，我只不过是众多革命者中的一名幸存者。你们年轻人，千万不要忘记那些为革命献身的老一辈，不要忘了根据地广大的人民群众。”
神府佳榆红军根据地范围，东西宽150余里、南北长约400余里，东至黄河，西至榆林建安堡，南到葭县岔道哺，北到府谷滩坝、黄甫，主要在陕北神木、府谷、佳县、榆林等地，人口达14万以上。在黄河以东地区的兴县冯家川、黑峪口、罗峪口、巡检寺以及滩头坪上段家湾、蔡家会等地，也建有党组织和秘密红色政权。
2021年6月，记者专访了王兆相将军的长子王延生，听他讲述了神府佳榆红军根据地百姓如何支持和拼死掩护红军，同时王延生也讲了自己被寄养在养父母家，长达八年的生活境况。
王延生是国防科研单位工作人员、高级工程师，从他的身上能感受到陕北人忠厚朴实的个性和经历苦难后的豁达。已经81岁高龄的他思维敏捷、言谈清楚，谈起自己在延安和陕北神木农村时的艰苦生活，如昨日一般历历在目：“当年，陕北黄土高坡这个地方，地广人稀、常年旱情。雨水稍大点，禾苗又被冲跑，播下种子也被冲走；雨水少时，旱情更是严重，粮食大量减产，老百姓食不果腹，忍受饥饿之苦。再加上晋、陕国民党军对红军的多次疯狂围剿，以及土豪恶霸、民团的不断欺压骚扰，使得这里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
说到父亲奉陕北特委指示，去陕甘红军向谢子长、刘志丹学习武装斗争的经验时，王延生说道：“1933年5月，陕甘红二十六军在执行左倾路线的政委杜衡领导下，强制红二十六军南下商洛山区另开辟根据地。红二十六军南下转战在谓南、终南山一带，由于没有稳固的根据地，又孤军深入，敌众我寡、力量悬殊而失败。”
时任红二十六军警卫队长、骑兵连支部书记的王兆相，在掩护刘志丹等同志突围后，与刘志丹等人失散。在终南山里一直与围剿的敌人周旋，他攀越悬崖绝壁，多次摆脱国民党和民团搜捕，在山区群众帮助下历经艰险终于走了出来。“出山以后，他白天打短工，夜晚宿破庙，几次躲过搜捕，用挣来的工钱作盘费，在老船工地掩护下渡过了渭河，回到了陕甘边根据地中心薛家寨。”
在薛家寨，王兆相见到了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游击队政委张秀山等人。“1933年8月，经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张秀山批准，我父亲离开了陕甘边，到陕北神木地区发展武装斗争。他绕道甘肃庆阳和陕北定边、靖边、安边地区回到神木。此时，我父亲才知道他的大哥，也是他革命的引路人，陕北特委军委书记王兆卿刚刚在米脂牺牲的消息。”
据了解，王兆相将军参加革命是受哥哥王兆卿影响。王兆卿1925年在绥德师范入党，一直与陕北党的主要领导人谢子长、刘志丹一起进行“兵运”工作。他也是神木南乡第一个党小组、第一个党支部的创建者，是陕北特委委员、军委书记。1933年8月3日，由于叛徒出卖，王兆卿牺牲在米脂无定河畔，是著名的“无定河六烈士”之一。
“1933年8月间，按照陕北特委指示陕北特委委员马文瑞找到我父亲，商讨在神木开展红军武装斗争的事情。当时马文瑞已经知道我伯父王兆卿牺牲，于是他跟我父亲说：‘老大不在了，老二接着干！’同时为了掩护身份，他给我父亲改名为王二。并把自己随身带的一把手枪和三颗子弹交给我父亲，这把枪也就成为神府红军游击队的第一支枪。”
与其他根据地不同的是，神府佳榆根据地一直是独立存在的，处在陕、晋敌人的包围、阻隔之间。王延生介绍说：“1936年以前，神府红军根据地周边，围守着榆林军阀井岳秀的八十六师、高桂滋的八十四师和高双城的一个整编师，另有阎锡山的晋军横亘在陕北其它地区和神府根据地之间。红军要想在这里站稳脚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如果没有深厚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基础，根本无法在此地立足。”
1933年10月18日，按照马文瑞传达的特委决定，在南乡区党委领导下，在温家川成立了第一支党领导的红军特务队。特务队由绥德人李成兰、李成荣兄弟俩、清涧人高家德、佳县人刘增吉、神木人王兆相、乔六十、贾兰枝等七名党员和一名共青团员组成，由从红二十六军任过连长回来的李成兰担任队长，从红二十六军回来任过警卫队长和骑兵连支部书记的王兆相任政治委员。
“这支不足十人队伍的发展速度令人惊叹。最初时，他们用只有三颗子弹的小手枪与石头打一下才会响的六轮子，以及从敌人手中缴获的两支没有子弹的枪和大刀等武器，开始对当地一贯欺压老百姓的土豪劣绅和地主民团进行打击，这一做法深受群众拥护。仅一个月时间，特务队便扩充到几十人。”
1933年11月7日，特务队便改编为工农红军游击队第三支队，我父亲任队长，从特委派来的马万里任政治委员。此后，不到一年时间，队伍迅速扩大到了上百人的规模。1934年9月18日，红三支队奉陕北特委命令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三团，我父亲任团长、政委杨文谟、参谋长刘鸿飞。
这支队伍成立后，一系列活动引起了驻扎在榆林的陕北土皇帝国民党军阀井岳秀、山西国民党军阀阎锡山驻军的警觉，为此陕、晋两省的敌人勾结在一起，几次出动上万人的军队，对红三团等红军武装发起大规模围剿。红三团与村寨的赤卫队在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经过激烈地斗争，最终粉碎了敌人的历次围剿行动。
决不做在老百姓伤口上撒盐的事情
神府红军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斗争形势十分复杂，神府红军内部也出现过激烈的斗争。刚开始组建红军游击队时，一部分从特委派来的人主张打出红旗大张旗鼓干，不要怕人民群众受到伤害。他们的观点是，敌人对老百姓欺压、屠杀的越残酷、越发会激起老百姓造反的仇恨。
“可当时游击队武器弹药都不足，许多人还手拿长矛和大刀，与强势的敌人接触后，打不了就抬腿跑了，结果游击队所住过的或经过的村庄，老百姓遭了难，许多村民被杀害。我父亲及本乡本土的人，坚决反对这种不顾群众利益的盲动行为。”王延生说。
“为此我父曾两次被撤职。他们这种极左行动，最后发展到一些村庄不希望游击队进村。在此种情况下，他们没有办法，只能又让我父亲回队。游击队从开始组建，在红三支队、红三团如何对待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上一直存在着两种思想的斗争。”
王兆相和大多数红军指战员均认为：在神府地区干革命，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应当避开敌人锋芒，神府红军在与敌人斗争中，应尽其所能减轻对老百姓的伤害。神府根据地是自己的故乡，在历次斗争遇险过程中，这里的老百姓都不惜生命，甚至被敌人杀头，也不透露红军的去向，以此掩护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们的安全。在老百姓伤口上撒盐的事情神府红军决不能做，否则对不起善良的群众，辜负了他们对红军的信任。
“我父亲的这种认识，使他遭受了极大伤害，短短几年之内，他几次被撤销职务。在‘左倾’肃反运动中，我爷爷一直支持两个儿子‘闹红’，也因此受到牵连，被陕北特委派来的特派员以莫须有的罪名枪杀，我父亲也被撤销了团长职务。”
国民党部队很快得到了这个消息，为了彻底消除王兆相这枚“眼中钉”，敌人对王兆相落井下石，在陕北、山西沿黄两岸和绥远等地到处张贴标语：“乌鸦脯母、羊羔跪乳，共产党人六亲不认，禽兽都知报父母恩，红军团长王兆相禽兽不如。”
“敌人还利用反间计，写信说我父亲要和国民党军里应外合反水，以报共产党杀父之仇。幸运的是，此信落到县委书记贾怀光手中，他马上把信藏起来。后来他见到我父亲，说此信一旦落入陕北来的那个特派员之手，他必借机杀你。”遭受这样的打击让王兆相感到非常的痛苦。
1935年上半年，根据地和红军由于特派员的左倾盲动路线，与敌人死打硬拼，并下令攻打敌人设防的寨子和工事，红军和赤卫队均受到重大挫折，根据地被敌侵占去大半，接替王兆相团长职务的薛荣翔团长也在战斗中牺牲。此时特派员失去信心，又产生了右倾逃跑思想，借口到南边去找刘志丹来帮助恢复神府佳榆根据地，一个人便离开了苏区。
“他走后神府佳榆的党、政、军组织又重新组织起来，我父亲恢复了团长职务，并逐步恢复了与敌人的不间断斗争，党的各级组织和红三团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下，苏区和红军均恢复并扩大了。”
1935年12月12日，中央长征到达陕北不长时间，这个逃离神府佳榆的特派员，又代表陕北省委向中央打报告说：“神府佳榆根据地和神府红军垮了、主要责任神府党组织严重不纯、军事主要领导人王兆相尾大不掉头，将来可能当军阀，当土匪，不可重用，要控制使用......”
王延生说：“因为中央刚到陕北不久，并不了解真实情况，所以，在瓦窑堡祁家湾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按照陕北省委的这个报告，给我父亲安了个‘调和主义’的帽子，再次免去了他三团团长职务，让他到‘红大’学习。后因敌人阻挠、道路不通，我父亲便被安排为神府特委的一个军事部干事，后又改任为军事部一个没实权的副部长。”
1936年3月刘志丹、宋仁穷、唐仁杰率红二十八军一路打到神木后，王兆相按老首长刘志丹要求跟随红二十八军过山西，驻守罗峪口和黑峪口两渡口，保证红二十八军的后方通道。
“刘志丹向特委提出，因去瓦窑堡的道路不通，你们也送不走王兆相，中央和陕北省委免去了他红三团团长职务，他在这一带又有威信，你们特委可把驻守罗峪口和黑峪口的部队和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好了的伤病员，以及晋军中愿参加红军的人聚合组成一个红四团让王兆相去带领，这也不算违反中央和省委的决定。自此以后，我父亲又当了红四团团长，他的情况也逐渐好转。”
神府佳榆根据地和红军之所以在远离上级领导的情况下坚持并得到发展，一方面是党组织的正确领导，另一方面是根据地广大人民给予支持。
“父亲常对我们讲，陕、晋国民党军多次大规模疯狂‘围剿’红军、追捕共产党员，神府人民为掩护红军和共产党员，许多老百姓的亲人被敌人枪杀，敌人为逼迫其交代红军藏身之地，使用的手段异常残酷，刀劈、挖心、剖腹、铡刀铡无所不用其极。为掩护共产党员和红军，菜园沟村的群众一天之内，被敌人用铡刀铡了十八位乡亲，就连十四五岁的孩子都不放过。可即便这样，革命群众自始至终都没有吐露一点消息给敌人。”王延生沉默了许久。
据了解，为了掩护红军，神府根据地的乡亲们常常冒着危险，躲开敌人的监视，把粮食送到红军经过的山洞、假坟、假棺材里，供红军战士充饥。王延生说：“我的父亲几次躲过敌人的搜捕、追击，都是神木南乡群众及时通风报信、掩护其脱险的。”
王延生还告诉我们：“父亲不止一次谈起过，根据地和红军刚开辟时，如果没有家乡人民舍生忘死的支持和掩护，红军和根据地也发展壮大不起来，我王兆相也早就不存在了。”
从1934年末到1935年期间，神府红军和神府佳榆根据地那个陕北特委派来的特派员，一度执行先“左”后“右”错误路线，致使红军队伍遭受重大损失，但神府的广大党员和红军，根据地的人民没有倒下，他们擦干血迹、挺起胸膛、克服一切困难，在人民群众的支持掩护下逐渐恢复壮大了红军并扩大了根据地。
王兆相的心里有老百姓，老百姓的心里自然装着他。老百姓一直把红军当成天上的星宿，把王兆相当作敌人永远抓不住、打不死的，下界来救穷苦百姓的天上星宿“黑狸虎”。为掩饰抓不住王兆相，多次战斗中打不着王兆相的情况，国民党部队也到处宣传王兆相不是凡人，确实是一只威猛的斑斓大虎。
我一直以为养父母是亲生父母
1940年王延生在延安出生，几个月以后，王兆相夫妇便奉命到山东抗日前线。因要穿越四省20多个县、十几条大小河流，须冲破日寇的层层封锁线，为此决定把孩子寄养在根据地的老乡家里。全国解放以前，王延生完全不知道自己亲生父母的情况，他管养父叫大大，管养母叫妈妈，认为他们就是自己的亲生父母。
直到1950年时，十岁的王延生才第一次见到了亲生父母，刚见到父母亲时，他的内心很是尴尬，感到与他们很疏远，“爸爸”“妈妈”这几个简单的字，他无论如何也叫不出来。
后来父母慢慢把为什么留他在老乡家的原因说了出来。王延生讲：“父母跟我谈起往事，说当年离开延安到山东抗日前线，是抱着有去无回的思想。战争年代如果把我交给其他叔叔、阿姨，万一他们在前方牺牲了，就不知他将成为谁家的孩子。把我送回老家不管交给谁，我们家乡是老红军根据地，都知道这是我王兆相的儿子。”
“我的养父母家是神府佳榆红军根据地的中心，一个叫刘家沟的村庄，我的养父名叫刘付栓，是个地地道道没有文化的农民，养母名叫王苏则，是一个农村少有的大脚板女性，养母的两个兄长都先后参加红军，受伤后留在苏区工作。养母为人十分和善，我到他们家时，她刚生过孩子不久，有母乳愿意养我。一直到我长大离开，养父母都对我非常好，胜过亲生儿女。”王延生感恩地说。
王延生说：“当时，西北地区狼非常多，小时候，跟大人们一起下地时，大人干活时把我放在田间地头，好几次都看见狼在附近转悠。有一次，我和其他孩子在水沟里玩，突然看见一只狼在不远处盯着我们。”
当时，孩子们都以为是狗，就叫它过来，结果狼真地走了过来。这一切，恰巧被山坡上干活的人看见了，吓得大人们把锄头都扔了下来，并大喊着赶紧跑下坡来，狼受了惊吓从对面坡上逃走了。
“邻居有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孩，常和我一块耍。一天晚上她在窑洞门口的场院里玩，被忽然出现的狼给叼跑了。人们发现后，包括我的养父和村内的人都拿着锄头拼命追赶狼，虽然最后追上了，小孩也夺回来了，但在我养母背着我到他们家看时，邻居大妈哭着抱着满身是血的小女孩，小女孩已经被狼咬死了。
我的养父母待我非常好，他们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我们最爱吃的食物就是土豆。土豆在当地叫做山药蛋，做饭时把土豆埋在灶火下的灰里面焖熟了吃，吃的嘴上手上都是灰土，但感觉很好吃。
吃白面馒头更是一种奢望，只有到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一两次。吃馒头的时候，我的养母会在馒头上面点上红点，诚心祈祷以后，从馒头上掐下来一点点放在门槛上祭祀门神，再掐一点点祭祀灶王爷，最后掐一点点放在神龛上祭祀祖先，最后我们才能吃。
我对自己生活过的这片土地充满了敬畏，每次我回到家乡，一定回到刘家沟这个小山村，必去养父母的坟前磕头、烧纸、上香祭奠，没有他们，没有那里的乡亲们，我很难长大成人。”对曾经养育过自己的故乡亲人王延生言谈里充满感激。
老红军数次回忆的书稿付之一炬
1960年，总政治部《星火燎原》杂志社找到王兆相，希望他能写一写神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以及神府红军游击队的发展情况。因为王兆相是神府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有些事情只有他才能写得清楚。当时，由工程兵政治部宣传部干事徐国腾、秘书张奉华、林柏山配合王兆相完成此项工作。
为了完成书稿，王兆相带着徐国腾、张奉华、林柏山一起到神木、府谷、佳县、榆林、延安等多地进行寻访，并数次组织当时仍健在的老红军们就根据地的历史召开座谈会。然而，初稿即将完成时，文革开始。王兆相等写的书稿被说成是为大军阀、大土匪树碑立传。无数人为之付出辛苦的书稿，在造反派们的一炬之下化为灰烬。
王延生惋惜地说：“文革结束后，父亲在总政宣传部和工程兵宣传部的要求下，通过吉人、董铁志、徐周选、王晓建等几任秘书的再次多方调查，在秘书们的协助下父亲再次写出了初稿，并四次向分布在全国各地仍健在的老同志征求意见，修改后报总政宣传部审查同意后，出版了《战争年代的回忆》一书。”
两个失踪的妹妹是父母永远修复不了伤痛
“在战友们心里，我父亲是一个严肃的硬汉子，说话不多、行事果断。无论战争多么残酷，环境多么恶劣，他从来都是流血不流泪。在那场浩劫动乱中，造反派们曾逼着我父亲自杀，一次打的他满身伤痕。军队的医生都是在深夜里，偷偷爬到我们家来为他治疗。看着曾经战功显赫的老首长受到如此委屈，他都忍不住哭出了声。我父亲始终相信党，他的内心无愧于党和人民，坦然面对毒打从不流泪喊疼。”
共产党人不是不重亲情，亲情在他们心里也最难割舍。但为了更多人长久的幸福，他们还是狠下心来把子女丢给老乡，忍受着骨肉分离之痛。
王延生伤心地说：“作为家人，我们看到过父亲流泪，晚年时，他的记忆力衰退得厉害，年近百岁时偶尔糊涂得很，对往事近乎全忘。但他唯独不忘的是，因为战争，把我两个妹妹留在山东老乡家里失散了，至今生死不明。解放后我父亲多次派人前往寻找，都没有一点音讯。晚年的他，有时会突然哭喊我两个妹妹的名字，那是他和母亲心里最疼的地方，也是他今生无法弥补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