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知识体系的格局决定了出版业的格局，现代知识体系里传统学术由中心退居边缘，古籍出版所占图书市场份额亦随之缩减。但民国时期在思想、文化、政治、教育诸领域民族主义思潮依然强劲。思想文化领域如晚清国粹派、孔教运动、民国东方文化派、整理国故运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及至新儒家思想，政治领域如读经运动、新生活运动等，教育领域如国语、国文教学纲要中古书阅读的重视等，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保留了社会空间。古籍出版的份额虽然大幅缩小，但依然占有一部分民国图书市场，而且社会影响远超其市场份额，成为民国出版的显著特点之一。

三、民国时期出版古籍的读者与市场构成

传统图书市场的读者，一般分为两类：一是文人知识分子，“书籍的主要需求者，即购书者、读者和藏书者，一般以官僚、贵族、士绅背景的文人，知识分子为主。直到晚清,上述的情况并无显著的改变”。一类是平民百姓 ，“通俗性的作品，例如神怪类小说与故事、年画、占卜、医书、民歌诗歌与戏曲、农书、类书、便览等种类，自宋朝以来就一直流行于民间，广受民众欢迎。……读者的对象多以民间一般平民百姓为主”。

《钦定本朝四书文》

张朋园在研究近代中国现代化时指出：“传统与现代化的互动关系， 一面是传统在消退中，一面是现代化在进展。但传统不会在短时间内完全消失，现代性也无法完全取代传统。这一个交替的时空过程可能是漫长而持久的。”晚清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替的特点，民国时期古籍市场的读者也由传统与现代性两种力量塑造而成,因此构成类型多元的用户群体。从国内市场来说，既有传统士绅演化而来的传统精英知识分子群体，也有新式教育的学生群体、城市化进程中成长的市民群体，及开启民智推动的新式图书馆市场；从国际市场来说,有海外华人移民群体，还拓展了走向世界之后的海外中国文化研究机构用户。从上述描述可知，随着近代社会的转型，民国时期出版古籍读者的构成类型，与传统图书市场读者类型比较，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性与多元化特征。下文按类型详细论述民国时期出版古籍的读者与市场构成。

（一）传统精英知识分子群体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划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社会阶层，其中绅士阶层拥有政治、经济和社会特权和做官的资格,并高居于其他社会阶层之上。进入绅士集团的主要途径是科举考试和捐纳，据张仲礼统计，绅士阶层总人数在太平天国前约为110万人，太平天国后为140万人。而为了获得功名进入绅士阶层，参加科举考试的“童生的总数可能达到近200万”。上述童生和绅士阶层所受的为儒家传统教育，皆可称为“读书人”，阅读的书籍也基本为儒家经典。

许纪霖曾将20世纪的知识分子划分为六代。“以1949年作为中界，可以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晚清一代知识分子像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等人， “大多出生于1865—1880年间,早年受过系统、良好的国学训练,有传统的功名，但为变法图强之故，已经十分重视西学的价值”。“五四”一代像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梁漱溟、陈寅恪、周作人等，“大多出生于1880—1895年之间,是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在知识结构上，虽然幼年也诵过四书五经，但基本是在不中不西、又中又西的洋学堂中得到教育，后来又大都放洋日本或欧美留学，对西方文化有比较完整的、直接的认知”。无论从太平天国后传统的绅士阶层还是晚清、“五四”现代知识分子的代际观察,他们的知识结构或以儒家典籍为主，或有传统学术的沾溉。晚清一代与 “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有较好的旧学修养和传统的学术训练，与普及性国学阅读的二三十年代学生群体不同，构成了民国时期古籍用户的第一种类型。晚清士绅或知识分子群体有高度的文化认同感,如张元济、缪荃孙、叶德辉、刘承幹等人，致力于古籍的收藏与刊刻传播，成为民国时期善本古籍丛书的主体销售对象。19世纪20年代商务印书馆印行《四部丛刊》，其个人定户多来自这一群体。

《四部丛刊》第一次预约定户中,有张季直先生、严又陵先生、叶揆初先生、徐 (世昌)总统、李孤帆先生、张菊生先生、蒋孟蘋先生、严范孙先生、黎 (元洪)总统、傅沅叔先生、陶兰泉先生、梁任公先生、陈叔通先生、周叔弢先生、恽铁樵先生、高梦旦先生、孙星如先生、守尾保太郎先生等 230户，团体定户24户，个人定户为206户。第二次定户中，有卢木斋先生、石滨纯太郎先生、桑田丰藏先生、胡子晋先生等119户，团体如图书馆等29户，个人90户。

张元济1918年在测算 《四部丛刊》成本时,曾有过如下预估：

十二月十八日

编译 四部举要、梦翁拟改名丛刻。除廿四史外、尚有十七万页、二万八千四百石、每日四十石、二年完。

白纸成本二百七十元、连廿四史定四百五十两、除廿四史三百四十。黄纸又二百十五元、又三百六十两、又二百五十两。

千部售完、余十五万元。

六百部归成本、六百部以下、每减百部搁成本三万八千余元。

中华书局《四部备要》因 “选书之谨严 校对之精审 字体之优美 纸墨之佳良 颇承海内外赞许 各界定购预约 络绎不绝”，1926年发售预约，“奉天原额百部现已超过额数十部特先为披露如左”，其定户构成与购买数量为:(一)官厅，20部；(二)学校，29部；(三)图书馆，9部；(四)报馆，1部；(五)官绅商学界个人，86部。

《四部丛刊》两次预约，由士绅演化而来的传统精英知识分子为主的个人定户多达296户，接近丛刊保本的半数，《四部备要》的定户“官绅商学界个人”也超过了机构购书，从中可见传统精英知识分子群体的消费能力及对民国古籍出版的市场贡献。

《缩本四部丛刊初编书录》商务印书馆编（1936年）

（二）新式学生群体

清末的内政外交危机使朝野认识到，开启民智为挽救国家命运的首要途径，新式教育得到了大力的推动。尤其是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后，新式教育快速发展，留学风气大开，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增加迅速，国民识字率逐步提高,普通民众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有学者认为，晚清民国时期形成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以及包括民众学校、民众补习馆、民众教育馆和图书馆在内的社会教育等一系列既有中国特色、适合国情，又吸收了西方现代教育思想的较为完善的中国现代教育体系。

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教育政策中，教育宗旨皆注重保护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尤其国语、国文教学在历次学制与课程体系中均被赋予重要地位。原因在于，国语、国文与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主题密切关联，“许多民族合为一个国家，这原型成立之原因,即基于文化之调和，而语文实文化中最大最要之一端，国与民之连锁即全赖乎此。国家成立以矗，其立国之精神，即由语文而继续传衍，亡人之国，必灭其文字，反之，国虽亡，而语言文字不灭，文化并不因之衰歇,则古国之生命仍可永远存在”。

晚清民国中小学语文教学纲要中，均对阅读古书有明确的要求。庞大的学生群体和语文课程纲要的学业规定，结合在一起，催生了国语国文教科书和补充读物的图书市场，为出版界的普及性古籍读物带来了商机。1925年,大东书局即出版《历代文读本》6种，补充国文教材的不足。编者以为，“自语体文学崇尚而后文言白话错出其间，文体淆乱。识者痛之。沿源溯流,补偏救敝,要惟纯粹浅简之国文是赖”,因此特聘文学专家兼任教务者编纂评注《历代文读本》6种，“三历寒暑。始克蒇事,并就正于经验极深之各中学教员。(佥)谓程度适宜，分配合法。不独便于教授，且为自修之善本。兹举其特色如下：篇幅简短，趣味浓厚，特色一；由浅而深，循序渐进，特色二；注释详明，语语详实，特色三；评语精当，足资启发，特色四；前后衔接，六集如一，特色五”。

《评注近代文读本》大东书局出版（1926年）

民国时期中国文学领域的新思潮也为旧白话小说拓展了学生读物的市场。小说在传统的中国文学类别中，一直居于边缘。晚清小说在国民启蒙的叙事话语之下，逐渐进入了文学领域的中心。但在小学和中学，旧白话小说还是不能得到承认，学生也只敢偷阅。著名报人徐铸成生于1907年，他回忆说：“有个堂兄是小说迷，所有小城市能够买到的草本小说，他几乎都买全了。我偷偷借着看，到十一二岁时， 《水浒》《三国演义》《精忠说岳传》《七侠五义》《三门街》，以及《征东》《征西》《包公案》《彭公案》《济公传》等都看过了一遍。全是有光纸印的，字体极小,，往往日以继夜地看。所以，初小读完时，已是相当深度的近视。”

1915年出生的贾植芳曾回忆阅读石印旧小说的情景:

从五岁起，就由哥哥带我，到同村一个不第的老秀才家里读私塾，每天围在一张圆桌边，跟上同学们嚎叫“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念了半年，……家里把我送到邻村小学读书。这次是读《共和国语文》，……我真正为书籍着迷,是高小时代，同学借给我一部石印本的《封神榜》，……到省城上了初中，我因为课上听不懂先生讲的话，就沉迷于同学们借给我的各种石印本小说，使我入迷的有《水浒》、《西游记》、《薛仁贵征东》、《罗通扫北》以及《大八义》、《小五义》之类的武侠神怪小说……《红楼梦》、《西厢记》这些感情细致、谈情说爱的说部，却一时读不进去。

直到1919年胡适倡导白话文革命，旧白话小说列入了新文学殿堂，才取得了学生读物的合法性。李衡之20世纪30年代评论亚东图书馆时指出，“以考证及标点旧小说而起家的亚东书局，在过去几年中委实发了一点财。……因为，新青年时代以后，胡适之正在‘走红’，几本胡适文存是归亚东出的。同时,旧的白话小说因白话文运动而更受一般的重视，何况又加上白话运动的‘发起人’胡博士的考证标点，自必更为纸贵洛阳 (这种旧小说,在当时有许多,较顽固的中小学中，学生是只能偷看的，自胡博士提倡，很多被采作课外读物或补充课本)”。

民国时期各书局瞄准中小学语文读物这一市场，编纂有多种丛书，笔者据《中国近现代丛书目录》统计列表三如下。

民国时期高中和大学的入学考试以及大学科系中文史哲学科的设立，也为古籍出版开辟了市场。20世纪30年代，高中和大学入学考试国文科目考察国学常识，“近年以来,高中及大学招考新生或招收插班生时，国文科目中必有所谓国学常识若干则”。1920年8月18日，汪原放携新印的《水浒》去南京高等师范贩卖，其时“第二天上午,适之兄上课讲白话文学，也讲到了《水浒》。饭后，一点还没有到，已经有人来买《水浒》了。后来，越来越多，大概不多大一会工夫，四包书已经卖完，只好收摊了”。1930年，商务出版《缩本四部丛刊》，也是考虑高中与大学学生的需求。“世界古今进化之速，无逾于今日。青年求知饥渴之殷，亦未有甚于此时者也。本馆自民国八年印行《四部丛刊》以来，国人钻研国故，日益进步，两版之后，继以单行，犹不足餍四方求书之欲望。近年手工纸张产额奇绌，非改弦易辙不足以供普遍之需求，此《缩本四部丛刊》之所由印行也。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商务印书馆谨识。”

（三）社会大众群体

民国时期古籍的读者群体还包括有社会大众。受民国时期社会人口的识字率、收入水平等因素的影响，社会大众群体的阅读对象以旧小说、鼓词、连环画等通俗作品为主，阅读的目的是为了消遣娱乐。社会大众群体的阅读对象与阅读目的，与获取知识文化和接受正规教育的前两类群体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

社会大众读者形成的社会基础为近代人口的剧增。中国人口数量的演变有过漫长而复杂的发展过程。据文献记载，自汉代直至明代，我国人口总数一直在2000万到6000万之间停滞徘徊，清代乾隆初期，一举突破1亿大关，到鸦片战争前猛增到4亿多。民国时期人口一直保持在4亿至5亿之间。1928年始,南京国民政府多次调查统计全国人口，统计结果为:1928年，441849148人；1933年，444486537人；1936年，479084651人。

民国时期社会人口的教育程度与收入程度较低。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统计，1930年，全国的平均识字率在20%左右，“全国不识字人数，至少当在80%，就中除50岁以上12岁以下，及应受义务教育之学龄儿童外，仍余二亿零二百余万人，端赖民众学校，供其补习”。即使是工商业发达、教育普及的城市，识字率也维持在中等水平。据调查，民国时期城市市民识字率最低为15%，最高为77%。文盲和半文盲则集中在广大的农村中。构成社会大众中坚力量的工人群体中据，1930年代上海市社会局对抽样的305户工人家庭“受教育程度”的调查,表明受教育不满一年者占60%，受过1-2年教育的占12.3%，受过3年教育者为11.8%，4年者8.2%，6年者3.996%，7-9年者2.6%。

《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中华书局出版（1934年）

图书在社会消费品中属于消费弹性较大的商品，收入水平也直接决定了消费的潜力。根据国民政府工商部对于工人生活的调查统计， 1928—1929年上海产业工人中的男工月工资最高为50圆，最低为8圆，一般为15.8圆；女工月工资最高为24圆，最低为7圆，一般为12.5圆；此外还有奖金、津贴等附加收入。……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工商局1931年统计，当时中国城市下层一个五口之家的月均生活费为27.2圆。也就是说，这样的家庭仅能维持收支平衡，少有积蓄，经济生活相当紧张，甚至很艰难。

西方学者有关的文化研究指出，印刷媒体以文字传播为主，其特性是需要读者学会阅读的技能,掌握复杂的符号，然后进行解码的过程。读者的识字和文化水平是当中的关键因素。如果没有接受学校的现代知识训练，即使是具备了最基本的理解字句能力的读者，也难以理解西方知识体系的社会理论书籍。

影印的善本古书、翻译或新著图书的价格也成为社会大众的消费壁垒。影印的大部头古书动则数百元，而 “新书一般按照定价销售，一般的文学、社科书籍十余万字，定价大洋几角到一元不等。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沈从文著 《边城》精装6角，平装4角。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精装3元，平装上册1元，下册1元3角”。翻印的旧小说或诗文集，尤其是30年代风行的 “一折八扣书”价格低廉。受制于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社会下层群体,自然难以接受高深的社会科学著作、自然科学著作或珍稀善本，而以阅读流行于民间的通俗作品为主。

中国现代城市化进程与城市的文化服务系统，也为社会大众阅读群体的成长提供了空间。民国时期，由于经济的不断成长及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大大加速。城市也从传统社会的消费、交通、教育、行政中心逐步向现代社会的生产中心、贸易中心、交通枢纽、政治中心、文化与教育中心等多功能集合体演化。现代城市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城市人口快速增长，这一点从表四列举的国内主要城市人口变动中得以证明。

现代化与商业化的发展使广大市井小民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急切地寻找自己感兴趣的文化消费形式，与城市人口的聚居结合在一起，出现了大众化、通俗化的文化需求。城市提供的文化服务设施，在满足社会大众文化需求方面极为便利。有学者指出：“城镇较之农村阅读人口相对集中，城镇尤其是大都市更是成为图书、报刊等现代传播媒介的内容生产地和聚散地，市民能够借助现代交通工具和各类公共设施，及时、便捷地阅读到想阅读的内容，了解到相关信息。这里聚集着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出版社，全国数量最多、办学最成功的新型学校、格致书院,还有邮政、电报、电话、现代印刷技术、公共图书馆、戏院、电影院、公共园林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大众阅读活动也是现代城市兴起和发展的产物。”

民国社会大众接触通俗图书的场所众多，主要为书店、图书馆、小书摊三类。以当时的出版中心上海为例，1935年上海市教育局第四科通俗教育股编辑的《上海市书店调查》，记载当时上海共有书店261家，除了近30家专营旧书的书店外，多数书店兼顾发行、经售各类新书等业务。经营的书籍包括经史子集、医药卫生、文艺小说、图画、西文等图书。据《上海各图书馆概览》统计，1934年上海共有图书馆81家。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6家：上海市立图书馆、上海市立流通图书馆、上海县民众教育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申报流通图书馆、鸿英图书馆 (原名人文图书馆)。小书摊则遍布上海各个区域，“它们同时经销并出租图书，多数摊位以出租连环画为主要业务。这些小书摊是市民读物的主要供应场所，甚至有人将其比作大多数民众的图书馆。小书摊共有一千二百处之多，广泛分布于南市、租界、闸北”。他们的主要主顾是儿童、店员、妇女、工人、妓女五种人。

《上海各图书馆概览》中国国际图书馆出版（1934年)

民国时期上海出版界以传统大众读物为对象的书店分为两类，一是以鸿宝斋、广益书局等为代表的旧式书店。一是以中央书局、春明书店为代表的新式书业。他们以不同的理念来出版通俗大众读物。

民国时期鸿宝斋、中央书店等书店的顾客群下移至社会大众、普通市民。鸿宝斋民国时期书目中，经史书籍所占比重下降，小说类大幅增加，旧小说就占了19%，在 “旧小说”一目下，又有女界小说、言情小说等新的文学分类。中央书店廉价印售珍本，以 “国学大众化”为号召，出版 《国学珍本文库》。为了阐明宗旨，中央书店特编辑了一段答客问，广事宣传。

客问：在出版界群印古书的当儿，听说你们要出版一套《国学珍本文库》，难道也是来凑热闹吗?

答：并不是的。倘是仅仅为了“凑热闹”，我们也可以不费几许本钱的随便来出版一些什么国学书，也不必费去几千元的收集费去搜罗蒐集许多 “珍本”了。我们现在所以异于他人的，换句话说,也就是比他人出版的国学书更名贵的地方，就着重在这“珍本”二字。

客问：那么我倒要请教,什么才叫做珍本呢?

答：所谓 “珍本”者，便是指罕有流传的许多名贵著作而言。这许多极珍奇的著作，有的本来是禁书，有的仅存一二手抄本，一向为藏书家所宝藏好的；有的为书贾有心居奇索重价，穷读者无法问鼎。总之：都是向来未能流传在大众间的孤本。这许多孤本，内容都是最珍贵的种种作品，我们现在就是把已搜集到的许多珍本来编印《国学珍本文库》第一集。

客问：你们不惜钜资把这许多名贵的 “珍本”编印出来,目的又何在呢?

答：我们主要的目的便是想把一向被目为私人的藏珍，现在来公之于大众面前。供给大家来欣赏。在另一方面,我们也想在“国学遗产”的发掘工作上,尽一点小力。

影响清末通俗图书市场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是由精英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启蒙运动。进入民国以后，启蒙国民与开启民智的活动仍继续深化，甚至反过头来影响着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固有看法。20世纪40年代春明书店刊行《通俗小说丛刊》，亦即这种思潮的体现。他们认为：

通俗小说是民间文学中的骨干， “文学”的效用能够 “深入民间”，这就是通俗小说的伟大之处。

不过，通俗小说在坊间虽有大批的印行，然而往往不能使有识的读者感到满意。因为一般的版本，非但错字很多，并且把原书的内容任意删削，以求缩去篇幅而减少成本，于是发生了残缺不全的弊病：而标点的谬误，段落的紊乱，那尤其是不必说了。

现在我们为了要保持历史性的通俗小说起见，特地不惜工本，精密地选取了各种有价值的通俗说部，总名之曰《通俗小说丛刊》，陆续付印问世。主要的优点，我们搜集了各书木刻的善本，经过了审慎的分段，再加上确当的标点，对于原书的文字，完全保持着本来面目，决不擅为割裂；这样，我们所刊的各书，已使它都有了“善本”“足本”的特长，使读者可以窥其全豹。至于校勘的严格与版式的整齐，印刷的清晰，更是处处顾到，毫不草率。

其次，对于各书的封面的印制，我们也曾费了很大的思虑，力求其画面和色彩的美观，同时更使其达到高尚古雅而独树一帜的地步。因为我们在出版方面所持的态度，是主张有优良的创造，却鄙弃着“无所用心”的模仿的。

（四）图书馆市场

民国时期为开发民智，达到国家富强与民族独立的目标，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视，图书馆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等方面的作用,深为政府和社会人士所认识。时人以为，“一国人民教育程度的高下，与图书馆发达与否大有关系。盖图书馆是学术的渊薮，也是社会教育一种最重要的机关，世界上的文明国家，莫不力求图书馆事业的发达”。

在清末新图书馆运动的基础上，民国时期的图书馆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时人曾总结说：“至清末叶，鉴于欧美图书事业有促进教育文化普及之力，有启发人群智能之功，有潜移默化国家民族至优秀之地步，并收致富致强之实效，故人群维护其发展，若其生命然。于是我国人借镜攻错，乃于教育革新之际设法开放图书，而先后都市会之现代图书馆应运而生矣。”为满足一般民众需求的公共图书馆、通俗图书馆、民众教育馆和为研究学术而设立的学校图书馆，无论是数量、分布地域、藏书册数以及阅览人数，均有显著的增长，图书馆成为推动国家建设的社会文化中心。

图书馆建设离不开图书搜集，“大凡图书馆的存在有三要素，就是图书、房舍、馆员鼎足而立，不可缺一，其中以图书比较上为最要紧：馆员、房舍在相当的时期中尚可无增加或扩充的变动，若图书一类，不论何种的图书馆，皆须应读者之需要，随时增加，亦如一个百货商店，为应顾主的需要，时时输进新的货物一样”。搜集图书的方法主要来自购买，“普通图书馆图书的来源不外乎选购、征求、交换、寄存、捐赠等项，然在图书的收集上，选购是基本的来源”。图书馆为了满足读者的阅读需要，在有经费保障的前提下，图书收藏为图书馆工作的首要职责。民国时期图书馆的购书方针，亦延续了清末新图书馆运动“保存国粹，输入文明”的理念，藏书西学新书和珍稀善本并重，因而图书馆成为民国出版古籍的主要市场之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亦为满足图书馆需求，大量翻印古书。正如《<四部丛刊>第二次预约》所说：“……比者广建图书馆之议四方风动，学校诸生亦咸以钻研国故,贯通中外为亟。搜寻古籍不谋而合……无如旧籍消亡日甚一日，宋椠元刊杳不可观……得书既难，而以重印全书相督者乃接踵而至。”下文将详细论述图书馆市场对民国古籍出版的重要作用。

《图书馆图书购求法》上海正中书局（1936年）

1.民国时期图书馆的经费

民国时期图书馆的发展得益于新图书馆运动的兴起。程焕文认为,新图书馆运动大致发生在北洋政府时期 (1912—1927)，起于1910年武昌文华公书林的创办，以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为达到高潮的标志，以1927年韦棣华女士代表中华图书馆协会发起成立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为终结，上承清末新政时期的公共图书馆运动，下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西方图书馆观念、技术和方法的中国化，是中国新式图书馆从诞生到走向世界的一个完整过程。

1917年起，留美归来的沈祖荣、戴志骞、胡庆生等开始宣传 “新图书馆运动”。1920年后，创办文华公书林的美国图书馆学家韦棣华多次奔赴华盛顿，为促使美参众两院通过将庚子赔款余额退还给中国的议案，以用来发展图书馆事业。1925年,美国图书馆协会主席鲍士伟博士来考察中国图书馆事业，大力鼓吹倡建 “群众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正式确定将美国退还赓款的一部分用于图书馆建设。

新图书馆运动得到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及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资金支持。1908年5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正式通过议案，授权美国总统退还中国部分庚款。12月14日，美国总统发布退款令，12月3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通知清政府，退还部分赔款。此次退款从1904年1月算起，美国摊得庚款多余的1078万美元，本息合计2892.2万美元。这是美国退还部分庚款的第一笔。1924年5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再次通过议案，决定将从1917年10月算起的庚款余款1254.5万美元全部退还，此为美国的第二笔退款。两次总计为4146.7万美元。中国特设“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也称为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来进行管理。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章程（1925年）

1925年，英国下议院通过退回中国庚子赔款议案。1931年4月，由15人组成的中英庚款董事会成立。英国退还庚款总额为英金一千多万镑 (11186547镑13先令)，其利息支配标准分为5类：(1)图书馆、博物馆事业及保存文化史迹、古物等，占25%；(2)补助高等教育及研究机构等，占35%；(3)考选留英学生，占15%；(4)专门著作及中小学、职业学校教科书奖励等，占1%；(5)建设模范中小学、农工职业学校、助产学校及举办农村教育等，占24%。其建设程序，侧重于偏远及内地省份，进而逐渐推广，及于全国。

1925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教育委员会提议，将美国退还庚款的1/3建设图书馆8所，分布中国要地，为各该区域的图书馆模范。1930年开始国立北平图书馆接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资金支持，购书费为7.5万元，另经常费预算为12万元及增加建筑费22万元，经费较宽裕。国立中央图书馆经费主要来源于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还决定，拨款150万元作为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建筑费，会议还决定1934年国立中央图书馆经费为4.8万元。新图书馆运动也推动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图书馆经费的立法保障。1928年,全国教育会议大会通过，请当时的大学院 (相当于教育部)通令各学校设置图书馆，每年从全校经费中提取5%以上作为购书费。有了经费的保障,新图书馆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2.民国时期图书馆的数量

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进入了普遍发展的阶段。1916年《教育公报》统计全国图书馆为260所；1918年,据沈祖荣调查，全国图书馆仅33所(不包括通俗图书馆)，1922年再次调查为52所。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调查图书馆数量，表明全国图书馆数已增至502所；1928第二次调查，有图书馆622所；1929年第三次调查，有图书馆1282所；1931年第四次调查，有1527所；1935年第五次调查，有2818所。同时期《申报年鉴》和许晚成的调查数字远高于中华图书馆协会的调查。1936年《申报年鉴》调查全国图书馆数量，分为单设图书馆(包括国立、省市立、县区立、私立之单独设立者)、民众教育馆之图书馆、机关附设图书馆、学校附设图书馆共4项，合计5183所。1935年10月许晚成编《全国图书馆调查录》出版，收全国27省市共有图书馆2520所，其中公立者2005所，私立者515所。上述数据表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中国图书馆事业飞速发展。

《申报年鉴(民国二十五年)》申报馆售书科[发行者]（1936年）

3.民国时期图书馆的古籍购买

民国时期图书馆不仅数量有了急剧增长，藏书册数也增加很快。据统计,1927年，全国图书馆藏书总数为3192250册，而至1933年，全国仅高校图书馆藏书就达4493616册。在藏书类别上，民国时期教育部和中华图书馆协会均留意搜罗、保存文献典籍，并在图书馆法规和指导公立图书馆业务时一再强调。

1915年，教育部公布《图书馆规程》，第一条为:“各省各特别区域应设图书馆，储集各种图书，供公众之阅览。各县得视地方情形设置之。”1927年，大学院公布《图书馆条例》，第六条为: “公立图书馆除搜集中外各书籍外，应有收集保存本地已刊未刊各种文献之责。”这一条款保留于1930年教育部公布的《图书馆规程》。

1929年，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在致全国图书馆书中即提出：“图书馆图书搜集，不外两途：一曰国故之保存，一曰新知之扩充，而其目的则为流通。”国故保存为“各大图书馆应注意搜集有清一代官书及满蒙回藏文字书籍；复应搜集金石拓片，遇必要时得设立金石部以资保存；各省立及各地方图书馆应尽力收藏乡贤著作，兼应刊行掌故丛书及乡贤遗著；图书而外，亦得斟酌各地情形添设历史博物部”。

教育部图书馆法规和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倡导得到了国内图书馆界的响应。陈训慈以为：“文献之保存，图书馆乃责无旁贷矣。”1915年，曹允源接任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馆长以后，提出了“葆存古学，牖启新知，二者不可偏废”的办馆方针。陕西省立图书馆藏书宗旨为：

“一曰收藏旧籍，二曰广征群籍，三曰列邦新书，四曰吉金乐石。”山西“截至二十一年度止，各县公立之图书馆，共有74所，私立图书馆1所。但究其内容，大致皆收藏古籍。新文化图书，除万有文库外，殊难多睹；至巡回文库，仅忻县有之”。

民国初期到1937年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以及图书馆法规和图书馆界对保存文献的重视，为出版界刊印古籍提供了个人读者之外的社会机构图书市场。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编纂古籍丛书，均将各类型图书馆列为销售对象之一。被誉为“现代编纂国学书中惟一之伟业”的《四部丛刊》,其编纂出版一直瞄准图书馆市场。1920年商务印书馆借全国教育联合会在上海开会之机，即在《申报》登载广告，认为创办图书馆不可不备《四部丛刊》。广告文字如下：

全国教育联合会本月在沪开会，议决遍设图书馆以为教育之辅助，但购买新书较易,购买旧书则难。《四部丛刊》计三百数十种，一万余卷，凡切要之书应有尽有，创办图书馆者得此一部，于旧书一方面大体略具，实为不可不备之书。

除了前文介绍的《万有文库》之外，商务印书馆编纂的巨制丛编如《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丛书集成》等，针对市场均为部分财力雄厚的图书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凡二百三十一种……今悉依文渊阁所储原书、影印流通，于复兴民族、增进民智，至有关系。行政院曾通函各部会及各省市政府，转饬所属一体订购。各地机关、团体、图书馆、学校及个人定购者极为踊跃。印备之书，除分发预约定户外，所余已极为有限，惠购务祈从速，以免向隅”。

《丛书集成》则为商务印书馆“历年购藏善本丛书至夥，兼多海内仅存之本。今择其尤者百部，汰其重复，整其版式，定名《丛书集成初编》。……全目今已印成，开始发售预约，图书馆及藏书家，曩斥巨资求之而不可得或不易得者，今可以原书二十分之一之代价致之，且尽人得而致之，宁非快事”。

《丛书集成初编目录》商务印书馆出版（1935年）

中华书局无论在教科书还是古籍市场上，都与商务印书馆针锋相对。1922年,中华书局局长陆费逵，编纂刊行“经史子集最要之书大略备矣”的《四部备要》，也是看到了国内兴办图书馆的契机。其时办理图书馆古书难求，“迩来购置善本殊艰，欲办一图书馆不第费巨且苦,无从着手”。《四部备要》“择要校印，陆续出版，既可供社会图书馆之求，又可便学者研究国学之需，或亦不无小补”。

在《四部备要》发售预约的同时，中华书局还针对《四部丛刊》未收《二十四史》，抓紧影印了以殿本为底本的竹简斋本《二十四史》,“本局得竹简斋原书底本，复延通人重行校雠，费时数载，始克蒇事。爰精工印行，以广流传，庶研究史学者易于购庋，而学校图书馆亦可各藏一编云”。

不仅商业出版机构，私人刻书家也期望图书馆能够购买、收藏刻印的古籍。举例来说，以收藏明版和开花纸古籍闻名的陶湘，所刻丛书和词集名重一时，为士林珍视。他即在中华图书馆协会创办的第一份全国性图书馆学专业期刊 《图书馆学季刊》上刊登《善本书出版预告》，以向国内图书馆界推销他的影印善本，代售处为天津传经书社。

同期还有卢弼辑印的《湖北先正遗书》广告及 《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寄售书目》。皆因“卷帙繁富，寒士不易购置”，故《湖北先正遗书》 “廉价出售，分售零种，分期交款，便于购买”，目的在于“便于学人，以广流传”。私人刻书家登载广告意在图书馆和学人购藏，回收些许图书成本，同时扩大流通范围，传藏后世，助益学术。

20世纪20年代国内掀起创办图书馆的热潮。出版界供给的古籍无论是卷帙浩繁的丛编，还是单种零册，都为图书馆提供了便利的藏书来源。

如前所述，依赖《万有文库》建立的图书馆达千所以上。售价数百元之巨的《四部丛刊》和 《四部备要》，购置的图书馆亦不在少数。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都曾在《申报》上刊登两书的定户一览表，以广宣传。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定户一览表》中，定户有南洋公学图书馆、安徽郎溪县立图书馆、重庆巡回图书馆 (预定二部)、松江图书馆、铁路协会图书室5家6部；《<四部丛刊>第二次定户一览表》中,有南京通俗图书馆、太仓图书馆、云南图书馆售书处、武进图书馆、圣约翰大学罗氏藏书室、浙江江山图书馆6家。《四部备要》的图书馆定户在1926年则有9家。

《万有文库第一集一千种目录》商务印书馆出版（1929年）

民国时期图书馆购藏的古籍包罗了诸多出版机构的图书。以浙江省立宁波中学图书馆为例，其购买的图书包括古籍丛书、中国文学等类别，整理方式有影印、排印,既有《万有文库第二集》、《四部备要》等丛书，也有《古书读本》等普及性选本，出版者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等大型公司，也有历史悠久的扫叶山房，还包括亚东图书馆、太平洋书店等小型新书业代表。下文列表五统计各图书种类，以见浙江省立宁波中学图书馆购买古籍的细节，直观展示图书馆古籍的来源。

本文选自刘洪权著《民国时期古籍出版研究》，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教育出版社202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