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之战——红军长征第一战到底有多惨烈?

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接连失利，由原来的10.6万人变成八万六千人，损失了整整两万多人，中央主力红军被迫撤出中央根据地江西瑞金。这是一九三四年十月间的事。

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撤出以后，准备与正在湘西活动的贺龙、萧克的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一个如同赣南或者闽西一样的红色根据地。这是当时的战略决策，这条战略决策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中共当时的领导人博古提出来的。

后来的解密资料表明，当时除了毛泽东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意见外，并没有别人对李德、博古的决策提出过反对意见。

毛泽东当时的想法是，中央红军渡过潇水，沿着潇水西岸向北，攻击板桥铺、鱼涛湾、华江铺、双牌、富家桥，再向西攻击零陵，从零陵渡过湘江向北攻击冷水滩，越过湘桂铁路，进军至宝庆诱敌决战，然后再回到中央苏区。但李德、博古坚决不同意，执意要红军必须继续向西，沿着红二六军团走过的那条路，与贺龙、萧克在湘西会合。这就必须要渡过湘江。

问题是这时候的国民党中央军和国民党所有地方武装已经很清楚地明白了李德、博古的意图，这是导致红军在湘江之战中，造成大量惨重损失的最主要因素。李德、博古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左倾冒险主义行为，险些断送了中央红军。

中央红军撤出中央根据地的时候，蒋介石任命何健担任追剿军总司令，另外，又组成了两支追剿军，第一路追剿军司令是刘建绪。刘建绪，是湖南醴陵人。抗日战争期间曾任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第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十三军团军团长、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红军撤出江西以后，刘建绪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一路“追剿”军司令官、第一兵团总指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宜昌行营第一路军前敌总指挥、滇黔“剿匪”总司令部前敌总指挥兼第四路军总指挥。

第二路追剿军司令是薛岳。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5月，薛岳被蒋介石起用为第五军军长，参加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10月，薛岳到达南昌。先任北路军之第三路军副总指挥兼第七纵队司令，后任第一路军代总指挥兼第七纵队司令。次年1月，任北路军之第六路军总指挥，负责赣南“剿共”任务。

1934年11月28日早上，薛岳看到一份空中侦查报告，说红军一部分已经渡过湘江，并且占领了湘江西岸的滩头阵地，红军在湘江上架起一座浮桥，浮桥上有零星通过的人马，并且已经用南北两线构筑的阻击阵地形成了一个长廊式的通道。南面，湘江上重要渡口界首的掩护阵地已经被红军占领且在逐渐加固。北面全州附近的阻击线也清晰可见。种种迹象表明，中央红军主力包括中共核心机关正在向湘江接近。

接到空中侦查报告，薛岳立刻紧张了起来。薛岳紧张什么呢？

作为蒋介石直接委派的中央军指挥官，他的担心是多方面的。现在，白崇禧的桂军已经在向界首靠近，但是，白崇禧会不会真的愿意和红军血战呢？很难说。在北线，何键的湘军四个主力师，到达全州防线的只有63师和16师，其他19师和62师还在零陵通往黄沙河的路上慢慢行进中。如果真的让红军渡过湘江，即使有白崇禧、何键在前面承担责任，但是，作为中央军指挥官，自己也罪责难逃。消灭共产党一直是蒋介石的头等大事，贻误战机让红军渡过湘江逃脱掉围剿，即使蒋介石不处理他，他的军事生涯也走到头了。

但是，如果自己率领中央军向前冲，也不行。首先，蒋介石一再告诫，中央军应尽量避免和红军正面接触，中央军应该多让地方武装和红军直接战斗，其次，湘江上游地段是广西的地盘，自己如果率领大军擅自进入，白崇禧很可能立刻和自己翻脸，命令桂军向中央军开枪开炮往死里打都有可能。这些地方军阀，打红军他们不一定那么积极，但是打中央军，他们一点都不会含糊。

薛岳绞尽脑汁得出的结论是，自己率领的中央军主力绝不能到湘江岸边，不过，倒是可以派一支小部队到达广西境内的文市，在中央红军的尾部冲击一下。白崇禧大概不至于误会我要率领中央军主力进入广西吧？

这时候，追剿军第一路军司令刘建绪也已经得到了消息。红军大部队就要过湘江，可是，他手下只有两个师，想要阻止红军过湘江，谈何容易。刘建绪急忙给追剿军总司令何键打电话，何键刚刚被蒋介石骂了个狗血喷头，接到刘建绪的电话，立刻表示，让先行到达的两个师配合刘建绪的部队，赶往前线，围剿红军的阻击部队。

在蒋介石电报命令的不断催促下，国民党军队开始向湘江渡口推进。不过，在围堵红军之前，让蒋介石不愿意看到的情况还是发生了。

桂军第七军28师覃连芳部到达新圩以北地区时，准备在中央红军的侧后发动攻击。在攻击前进的路上，桂军大部队发现一支部队，那是薛岳派出的中央军周浑元部的一个营。原本都是隶属于国军序列的部队，却像见了仇人一样，桂军连向上峰请示都懒得做，立刻就向国民党中央军开了火。因为白崇禧一直告诫他的桂军要坚决“拒中央军于广西之外”。双方打了一个小时，周浑元部这一个营除了伤亡的官兵以外，剩下的都被桂军缴了械。事后，周浑元部派人来向桂军道歉，说中央军绝对没有进入广西的意思，他们是来找红军作战的。桂军这才把缴获的枪械还给了中央军。

湘军刘建绪的两个师先于红一军团到达全州，红一军团到了以后，只好把阻击阵地选在了觉山的脚山铺一带。虽然地形并不适合阻击，但又实在没办法。

红一军团二师刚挖好工事，湘军就开始了试探性炮击。湘军的炮弹犹如暴雨一样撒落在红军阵地上，与此同时，敌机也来了，在空中俯冲下来投弹。到中午的时候，湘军的地面进攻开始了。红军的弹药十分短缺，因此，在湘军像成群的蚂蚁一样往山坡上爬的时候，红军始终没有开火。红军的沉默，使湘军以为上午的炮火已经打得红军失去了战斗力。就在湘军快要接近红军的阻击阵地时，红军突然开火了。

虽然攻击红一军团的湘军只有两个师，但在火力方面还是占据了上风，尽管红军英勇战斗，一次又一次打退湘军的进攻，不过，湘军仍然一拨接一波地冲上来，这一天的战斗始终没有停止。

在通道左翼新圩方向，战斗也同时打响了。新圩距离湘江渡口七十公里，扼守着通往湘江的一条公路，是桂军向北攻击湘江渡口的必经之地。红三军团前卫部队第五师奉命在这里设置阵地阻击桂军。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给五师师长李天佑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在这里坚持四天。”但是，公路两边是丘陵地形，丘陵的后面是一片平川，毫无疑问这就是一片绝地。根本没有办法构筑阻击阵地。但是军令如山，纵然是绝地，也没办法，只能勉为其难，拼死抵抗了。

二十八日天刚亮，桂军就开始进攻。桂军知道红军打仗不要命，但毕竟红军武器太差，他们便根本没有把红军放在眼里。天上的飞机和地上的几十门大炮，就是给桂军壮胆的东西，故此，桂军的攻击十分凶猛。红军的弹药有限，面对桂军的进攻，开始时因为距离远，红军并没有还击。等到桂军进入有效射程范围时，红军的大炮响了起来。桂军官兵愣了半晌，因为他们没想到红军竟然有大炮。原来，彭德怀深知新圩阵地是保障红军军委纵队安全渡过湘江的重要屏障，他把原来配置给红三军团唯一的一个炮兵营放到了这里。否则，这场仗根本就没法打。

就这样，双方打了整整一天，桂军虽然夺取了公路附近的几个山包阵地，但也损失了五百多人的生命。同样，红三军团也阵亡了几百人。阵地上到处是尸体。仅五师十五团就伤亡一百三十人。红三军团第五师是一九二九年由广西百色起义部队发展而来，当时起义时有桂军的警备大队、教导队，因此，这支部队从师长李天佑到大多数官兵，都是广西人。这使白崇禧听了非常不安，因为战斗双方，尽管阵营不同，却都是广西人。

也就是这一天，担任红军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在文市水车地区也和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接上了火。朱德给红五军团的命令是，无论如何也要在军委纵队的侧后方阻击敌人，坚持到二十九日晚。红五军团不仅要掩护军委纵队，还要掩护第八、第九军团向湘江渡口方向移动。周浑元部在和桂军发生误会以后，后撤了一段距离，恰好和中央红军后卫部队迎头碰上了。周浑元部立刻发起对红军的攻击，他们知道，这是中央红军最薄弱部位，只要消灭了眼前这些红军，就可以直接追击接触到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从而达到彻底消灭红军的战术企图。

红五军团34师100团是全师阻击阵地的前沿部队，面对周浑元整整四个师的强大攻击，100团承受了最大的压力和牺牲。战斗最激烈的时候，阵地上所有的掩体全部被敌人的炮火摧毁了，但是，加上负伤的战士在内，没有一个人退缩。一个红军连长肚子被弹片划开，肠子都从腹腔里流淌出来，鲜血染红了他整个身体，他仍然一只手捂住肚子，斜靠在指挥位置上，用另一只手一边射击，一边指挥战斗：“同志们，咱们身后就是党中央！我们没有退路，只能拼命！”当敌人的一次进攻被打退时，这位英雄连长的呐喊声停止了。战士们把他从阵地上抬下来的时候，他的眼睛瞪得溜圆，一只手臂被炸断，可他的另一只手仍然死死抓着驳壳枪不松手。

1934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是原先设定军委纵队安全渡过湘江的最后时机。这时候，在军委纵队左右两翼，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对从南北夹击而来的国民党部队进行着顽强阻击，使界首到全州之间宽约三十公里的通道畅通无阻。湘江上的浮桥已经架好，湘江渡口除了敌机以外，没有国民党部队。但是，由朱德签署的“至三十日全部渡过湘江”的命令并没有得到完全执行。军委纵队于二十八日从文市出发，到二十九日一天一夜只走了不到二十公里。

军委纵队缓慢的行军，让红军阻击部队在湘江附近整整坚持了三天。就是这三天内，中国革命史上最惨烈的战斗，在湘江两岸发生了。

在通道左翼，中央红军有两个阻击阵地，一个是湘江边的界首，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指挥部就设在这里。另一个阻击阵地是新圩这个小集镇附近的公路上。奉命在这里阻击敌人的，是红三军团第五师。五师十三团被彭德怀调去直接指挥，五师当时实际上只有十四、十五两个团。五师师长李天佑只有二十岁。

二十八日，五师和桂军打了一天，丢了几个镇守的山包。因为镇守这些山包的红军官兵已经全部牺牲。二十九日，桂军再次开始进攻，炮弹几乎把红军阵地炸成了平地。

红军第八军团，是中央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夕在苏区仓促组建的部队，部队几乎是由没有任何战斗经验的新兵组成，军团长周坤，政委黄甦，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1934年十月，第八军团从中央苏区出发的时候，在中革军委统计表上的人数是10922人，到1934年12月初，第八军团回到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归建的人数，不到一千人，其中战斗人员仅剩下六百人。

到了这天中午，敌我双方已经打红了眼，李天佑焦急万分，十四团政委牺牲，十五团团长白志文、政委罗元发负伤，两个营长都已经牺牲，全团伤亡五百多人，虽然主阵地还在，但李天祐还是希望战斗能够早点结束，但是他接到的命令是：继续坚持，不能撤退。

十五团军政长官都被抬下了战场，十五团没人指挥，五师政委钟赤兵到了十五团阵地去指挥战斗。李天佑把十四团团长黄冕昌喊来，准备让他带领部队反冲锋，黄冕昌刚到，李天佑得到报告，五师参谋长胡震中弹牺牲。胡震是五师的一个顶梁柱，李天佑和胡震是在瑞金红军学校认识的，由于两人年龄相仿，意气相投，互相倚重。因此，五师只要有胡震在，李天佑就心里踏实。因为这次的战斗实在不同以往，是关系到军委纵队能否安全度过湘江的关键一役，故此，战斗一打响，作为五师参谋长的胡震就带领团长们上了前线。

李天佑来不及为胡震悲伤，刚派出去执行反冲锋任务的十四团团长黄冕昌也牺牲了。五师师长李天佑当即疯了一般冲出指挥所，冲向前沿阵地。

在新圩西北方向，湘江岸边的界首距离中央军委纵队渡江地点只有几里地，位于最前沿阻击敌人的，是四师十团，十团在无险可守的开阔地上与桂军展开了拉锯战。致使这片开阔地上布满了红军和桂军阵亡军人的尸体。在这里，十团团长沈述清在带领队伍冲锋时壮烈牺牲，彭德怀听说沈述清牺牲，当即命令四师参谋长杜中美代理十团团长。四师师长张宗逊早就跑到了前沿阵地。彭德怀听说以后，急得跑出指挥部，立刻命令：“把他给我拉回来！”吓得四师政委黄克诚也大喊：“危险！你快回指挥所！”彭德怀刚回到指挥所，就接到报告，四师参谋长兼十团团长杜中美刚刚牺牲。

位于通道右翼的红一军团，面对的是何健的湘军。

二十九日清晨，经过昨天一天一夜的战斗，红一军团一师官兵正在战壕里吃饭，湘军的炮火就开始倾泻过来了，同时伴随的是几十架飞机的轰炸。红一军团的脚山铺阵地位于一片山岭上，湘军的炮火和炸弹几乎覆盖了整个山岭，山岭上到处在熊熊燃烧。即使是这样，也没有吓倒红一军团一师的红军勇士们。几次近距离接触以后，红一军团前沿阵地相继丢失。在阵地失守的情况下，红军发起了反冲锋。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红一军团二师赶到了。红一军团二师自从被留在道县担任后卫任务以来，一直在和紧追不舍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作战。当他们接到立即向全州方向增援的命令后，即刻从军团序列的后面马不停蹄地奔跑了一天一夜，这才到达了红一军团最前面的阻击阵地。

下午，一师扼守的米华山阵地第一道阻击线被湘军突破，接着，另一个阵地美女梳头岭前沿阵地也被湘军占领。一师在师长李聚奎、政委赖传珠率领下向第二道阻击线转移阵地。就在转移的时候，一师三团两个营被敌人包围，其中一个营从敌人缝隙中突围出来，与红军大部队会合了。而另外一个营由于在突围时迷失了方向，又被敌人包围。

这时，在由二师扼守的尖峰岭阻击阵地上，只有五团政委易荡平率领的两个连，面对冲上阵地的湘军，两个连的红军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全部壮烈牺牲。易荡平牺牲时只有二十六岁。

在五团阵地被敌人占领以后，四团的阵地三面都是敌人。二师师长陈光命令四团撤到第二道阻击阵地上，可是，为了迟滞敌人的攻击速度，为西进的军委纵队多争取时间，四团边打边撤，一直和敌人纠缠在一起，湘军在公路上展开了快速突击，公路左侧的红军一营和敌人厮杀在一起，原来的团指挥所变成了肉搏战前沿战场。团长耿飚被几个警卫员保护着，眼看着敌人潮水般涌来。警卫员们劝耿飚撤退，耿飚没有撤走，而是挥舞起他的马刀，冲进了敌群。耿飚身上全是敌人的血浆。等到敌人退下去时，耿飚被强烈的血腥味刺激得大吐起来。

四团政委杨成武一看一营支持不住了，他想穿过公路指挥一营，但是他刚上了公路，就被敌人一梭子子弹击倒了。敌人看到杨成武的穿着和普通红军不同，知道他是红军干部，准备抓活的去领赏。五团五连指导员陈坊仁一见团政委杨成武被子弹打倒，冲上来组织火力掩护。四团二营副营长黄古文带着几个战士向杨成武爬去。黄古文终于爬到了杨成武身边，黄古文把杨成武交给警卫员白玉林，他转身端起机枪向敌人一边扫射，一边冲了出去。

二十九日这一天，红军在通道两侧浴血奋战、艰苦阻击敌人的时候，缓慢行军的军委纵队距离湘江渡口还有三十公里的路程。

这一天，朱德和周恩来赶到了湘江边的界首，并在这里设置了指挥部。他们已经得到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战况报告。但是，根据他们的估算，十二月一日军委纵队也不可能全部度过湘江。为了保卫军委纵队，朱德、周恩来要求红一军团、红三军团无论如何也要把敌人阻击住。

红一军团、红三军团一边艰苦阻击敌人，一边不停地询问军委纵队渡江情况。三十日这天，红军的阻击阵地被敌人压缩得越来越小，各团指挥所已经失灵，各团团长不停地在敌人炮弹的弹坑中跳来跳去，指挥附近的战士战斗。湘军的参战兵力超过红军的十倍以上。

红一军团把预备队六团调到了战场。但是情况并没有好转。各师各团的建制已经完全被打乱，不管是指挥员还是普通红军战士，只要看到哪里有危机，大家就拼命往哪里跑去。

在这种情况下，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政委聂荣臻，直接给朱德发了一封电报，要求军委纵队无论如何，也要在三十日晚上渡过湘江。这封电报表明，红一军团的阻击能力已经到了最后的极限。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一直奔跑在阵地上，嗓子都喊哑了。

十二月一日凌晨一点半，中革军委的电报到了。命令红一军团在原地布防，消灭全州敌人由朱塘铺沿公路向西南前进的敌人部队。无论如何要把汽车路向西之前进诸道路保持在我军手里。

另外，中革军委还有对红三军团的命令。总之一句话：无论如何，坚决守住阵地，保证军委纵队渡过湘江。

其实，从十一月三十日上午开始，军委纵队的人马已经到达了湘江渡口，由于驮着重物的马匹、战士们和民夫搬运的大行李，还有挑夫们组成的长长的队伍行军速度确实无法加速，他们慢慢走上湘江浮桥时，炮弹不时在江水中爆炸，掀起冲天的水柱。受惊的马匹不肯上桥，战士们只好一边喊叫，一边用鞭子抽，催促马匹尽快过桥-----

三十日晚上，红八军团在茫茫夜色中踏上了撤退之路。自从军委纵队从道县出发以后，红八军团一直跟着红九军团向道县西南方向的江华、永明方向前进。任务就是保卫军委纵队的侧后安全。

但是，渡过潇水以后，中革军委命令他们赶赴灌阳的水车地区，与在那里的红三军团六师联系。这一命令意味着红八军团必须再返回道县，然后再去灌阳。红八军团急匆匆上路了。由于始终没有和红三军团六师联系上，他们走走停停，速度非常迟缓。由于太疲劳，有些官兵走着走着，就倒在路边睡着了，叫都叫不醒。

三十日夜，红八军团终于到了水车，但红三军团六师已经奉命前往新圩去增援部队了。在水车，红八军团遇到了另一支红军，一打听，原来是红五军团34师。这个红五军团34师是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部队。

红八军团从水车出发的时候，是十一月三十日午夜。出发时，他们仍然是跟在红九军团的后面，而留在水车阻击敌人的是红五军团34师。

红八军团刚上路，右翼就传来激烈的枪声和爆炸声。随后，左翼也传来枪炮声。原来，两个师的敌人正从红八军团后面冲过来，插进了红八军团和红九军团的中间。桂军的突然插入，使红八军团处在了被敌人两面夹击的境地中。军团长周坤命令：23师断后，其余人向前冲。但是，前面的道路已经被桂军占领，红八军团队伍很快被桂军切割成好几块，无法再次聚集起来。天黑了下来以后，黑暗中的战斗非常混乱，也极其惨烈。

第二天天亮时，战场上到处是红八军团丢弃的行李、伙食担子、马匹担架。军团宣传部长莫文骅带领一部分官兵向湘江方向奔去，他明白，这种情况下，向主力部队靠近是最好的选择。他们一口气跑了二十多里路，进了一个小镇。他们向当地人打听了一下，这里距离湘江还有四十多里路，中央主力已经渡过了湘江。不过，他们很快就遇到了敌人，经过几次肉搏，他们全部牺牲。

十二月一日下午，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带领一部分官兵摆脱敌人到了湘江岸边。这时，浮桥已经被敌人炮火炸断，罗荣桓跳进深秋的江水里，终于渡过了湘江。过了湘江，罗荣桓这才发现，自己身后只有一个小红军，这位小战士是一位油印员，他的肩膀上扛着一架油印机。就是在这种危急状态中，这位红军小战士并没有丢弃他的工作机器。罗荣桓一阵心酸，眼眶马上湿润了。

十二月一日清晨，军委纵队依然在敌机的轰炸中缓慢渡江，由于行李物资在江边堆积如山，因此渡江速度很慢。

这天傍晚六时，中央红军野战军司令部向红一军团发出的战场通报是：

灌阳敌人占领新圩，正向我军追击。34师和六师二团被切断。

红八军团情况不明。

红五军团无联络，但估计其主力已经渡江，正向麻子渡方向前进。四师一部在光华铺被敌截击，五师及六师尚未完全抵达。

红三军团六师十八团于陈家背被切断。

桂敌已前出到古岭头地域，红八军团被打散，估计该敌将向麻子渡西进。

全州之敌已进到朱塘浦，明二号将会向界首前进。

红三军团新圩阵地丢失，使桂军从南面向中央红军的中后部直插过来，将担任后卫任务的红军部队通往湘江渡口的路堵死了，同时桂军还向即将到达湘江渡口的军委纵队后续人马压过来。

这时候负责守卫通道左翼的红三军团只剩下界首一个阻击点，红三军团使用了所有部队在界首阻击点顽强战斗。在右翼红一军团阻击阵地上，激烈的混战一直在持续，红一军团阻击阵地上到处响彻红军官兵的呼喊声：“一切为了苏维埃！”在密集的枪炮声中，处在前沿的三团阵地再一次被敌人突破，三团官兵以慷慨赴死的强大勇气向敌人发起一次又一次反击。

在红三军团一师二师结合部，湘军终于撕开一个口子，红三军团的阻击阵地被敌人三面包围，二师的指挥所已经处在一片枪炮声中。

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在此受到了严重考验！

红三军团四团团长耿飚当时正在患病打摆子，仍在指挥作战，突然看到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提着驳壳枪，出现在阵地上。这可不是一个正常情况。罗瑞卿这时候出现在阵地上，他是来督战的。因为中央红军已经处在了生死存亡的最关键时刻。只要战场上的战士们稍有一丝松懈，让敌人占领阻击阵地，控制了通道左翼阻击阵地，那么，右翼的红一军团阵地也必将很快就会丢失，到那时候，军委纵队就会被敌人切断在湘江渡口，后果不堪设想。

事后，耿飚才知道罗瑞卿为什么跑到了阻击阵地上。原来，从红一军团一师二师结合部冲进来的敌人，竟然一直冲到了红一军团指挥部外面。当时，林彪、聂荣臻、左权三个人正在看地图，警卫员进来报告时，聂荣臻根本不相信，出去一看，聂荣臻也吓出一身冷汗，敌人正从下面山坡上往上爬。聂荣臻一面命令收拾电台，一面指挥警卫部队反击，并且派人告诉当时正在另一个山窝里指挥作战的刘亚楼。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情况有多么危急。

1934年十二月一日中午，李德、博古、毛泽东终于到了湘江东岸。天上，几十架敌机轮番轰炸，很多飞机不断地俯冲下来，向人群扫射。

这时，从界首方向冲来的桂军距离湘江渡口只有两公里。湘江上的浮桥已经被炸断几处，红军战士们立刻抢修浮桥。到十二月一日下午十七时三十分，军委纵队全部渡过了湘江。

但是，湘江以东，还有没有过江的红军部队。萧华的少共国际师完成阻击任务后，发现湘江渡口已经布满了敌人。萧华向这群疲惫不堪的红色少年们发出的战斗口号是：“生死存亡在此一战！”少年红军们发起殊死攻击。他们很快接近了湘江渡口，但敌人从外围死死围住了他们。在这种危急存亡之秋，少年红军们纷纷扑进冰冷刺骨的深秋江水中。

现在，没有能够渡过湘江的，只有担任中央红军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了。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三年前还是一位国民党高级军官，他是河北人，二十八岁毕业于保定军校，之后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1930年，西北军被改编为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董振堂担任七十三旅旅长，之后被派往江西围剿红军。1931年，董振堂在宁都前线起义，部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董振堂担任军团长。红军长征开始时，红五军团被派在队伍最后位置，担任殿后掩护任务。董振堂随时准备牺牲自己。

当红五军团在距离军委纵队两百多公里的土地圩一带阻击粤军、湘军两个师的追击时，34师和六师的十七团、十八团互相配合，已经与敌人激战了两天两夜，保证了红军主力、军委纵队顺利渡过了潇水。十一月二十五日，军委纵队离开道县开始向湘江渡口行进时，红五军团主力紧跟着到达道县以东地区，接替了红三军团四师的阻击阵地。这时候，红五军团接到中革军委命令，要求红五军团34师留在原地阻击尾随之敌，掩护走了弯路的红八军团，同时担任中央红军后卫任务。

中革军委在下达命令时，也意识到34师面临被敌包围的危险，因此，同时指出：“如果34师万一被敌人截断，可返回湖南发展游击战争。”

34师师长陈树湘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1931年任红十九军十六师师长，长征开始时担任红五军团34师师长。政委程翠林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秋收起义，1933年担任红十二军团政委，长征开始时担任34师政委。全师干部大多数是原红四军骨干，政治立场坚定，作战经验丰富，士气旺盛。中央红军数万部队的后卫掩护任务全都落在了34师一个师的身上。

主力红军西进走了以后，师长陈树湘命令100团先行一步，向灌阳方向急行军，去接替红三军团的阻击阵地，以便让六师追赶红三军团主力。陈树湘带领101团加上师部走中路，政委程翠林带领104团在后面跟随，在掩护红八军团西进以后，前往文市、水车一带建立阻击阵地。

十一月二十九日，34师在文市以东地区，与追击的国民党军周浑元部发生战斗，这场战斗一直持续到十二月一日。军委纵队全部过了湘江以后，34师接到最后的一道命令是：放弃阻击阵地，立即向湘江渡口转进，迅速渡江。

但是，当时34师距离湘江渡口至少还有七十五公里的路程，而且这时的湘江渡口已经被敌人封锁。34师处在了敌人的四面包围中。国民党军队很快就发现了34师。这时的34师，是没有渡过湘江的唯一一支红军部队。而这时的34师已经伤亡过半，断粮多日，他们身上的单衣已经破烂不堪。

在这缺粮少弹、孤立无援的境地中，师长陈树湘命令，把所有文件烧掉，想办法突围出去，去湖南南部打游击。十二月一日，夜幕降临的时候，34师开始突围。这一次夜晚突围战斗，激战一夜，战士们大多数已经牺牲，最后只剩下陈树湘带领的一百多人，决定分散突围，化整为零。可是，就在这时，陈树湘腹部受伤被俘。敌人把陈树湘放在担架上，准备抬到长沙领赏。陈树湘在担架上，从肚子里掏出自己的肠子扯断而牺牲。

敌人把陈树湘的头砍下来，挂在长沙小吴门城墙上。二十九年前，陈树湘就出生在这里不远的一户农家。站在小吴门城墙上，就能看见他家的家门。

渡过湘江的红军官兵明白，只要进了前面苍茫的大山以后，危险系数就会大大减小。老山界山口附近有个村庄，叫千家寺，这里成为红军进入大山前最后需要付出生命的地方。为了防止红军进入广西，尽快把红军赶进贵州，桂军对刚刚渡过湘江的中央红军进行了追击。十二月二日早上，桂军接到消息，说在千家寺附近有数千红军休息，要求四十三师129团绕小路迂回。桂军129团立刻找了一个向导随后就出发了。129团团长从望远镜里看到了红军，立刻命令部队隐蔽接近红军临时驻扎地，在距离红军几百米的地方，他们开火了。

大多数红军没有来得及吃饭，就撤退走了，只留下几百名官兵掩护大部队。这时，除了桂军129团，桂军127团也赶到了。留下阻击的红军受到前后夹击。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留下阻击的红军，后来只剩下几十个人躲进了附近的山洞里，被敌人包围后，也都牺牲了。

在确定红军进入贵州边境后，桂军停止了追击。至此，湘江战役终于画上了全部结束的句号------

湘江之战，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其中，有记录的牺牲和失踪官兵就达到三万五千人。除了被中革军委留守中央根据地的一万人以外，八万六千减去留守的一万人，再减去牺牲失踪的三万五千人，等于四万五千人。那么，五万减去四万五，还有五千人不知去向。我们不排除少数人革命意志薄弱而当了逃兵，但这么多人当逃兵，可能性不大，最大的可能性，是这五千人中的大多数官兵中途掉队以后被敌人抓获而杀害了。而且，留守中央根据地的一万人，后来也大多数牺牲了。不管怎么说，中央红军从起初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人，湘江一战过后，只剩下三万人，这都是铁一般的事实。

遭遇到这么重大的损失以后，作为在红军中说一不二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不管怎么说都有逃脱不了的直接责任。湘江战役结束以后，李德掏出手枪准备自杀，被手疾眼快的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拦住了。李德绝望了。他的绝望不仅来自于对红军前途的未知，更来自于政治上的绝望和恐惧。中国工农红军这次的惨重损失，是在他的直接指挥下导致的，他实在无法向共产国际交待。不论他怎么辩解，也找不出充分的理由。这么巨大的损失让他无论找出什么理由，都无法自圆其说。

作为另一位红军主要决策者博古，自从湘江战役之后，更是显现出一种茫然状态。这个年轻的共产党领导人可能已经预感到自己的政治前途在这次战役后走到了尾声，他到底应该对这么惨重的损失承担什么样的严重后果，他不知道。另外，作为当时的中共主要领导人，他对红军的前途也很茫然，他不知道自己接下来应该带领着这支红军队伍往何处去。茫然无措使他往日在红军官兵中居高临下、咄咄逼人的自信顿时消失殆尽、荡然无存了。

不管怎么说，湘江战役，是中国共产党自从创立以来遭遇到的最大一次人员损失。从江西瑞金出发时，中央红军有八万六千人，经过湘江之战，中央红军锐减到三万多人，损失了整整五万六千人。或许也正是有这么惨烈的巨大损失在先，这才使广大红军官兵充分认识到错误路线带给红军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结果，这同样也是后来促成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回归到红军核心决策层、重新领导红军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