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汉三：章乃器和抗战初期的安徽财政

引子

＊本文摘自《安徽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1985年8月出版)，作者许汉三，原标题《章乃器和抗战初期的安徽财政》

正文

一九三八年年初，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应新桂系的首脑李宗仁之邀，到了安徽临时省会六安县。章乃器初到时，李宗仁先让他代理省府秘书长的职务（因蒋介石不同意，故未正式发表任命），替李宗仁起草过几份带施政纲领性的文告。他虽然是初次从政，但也洞悉当时国民党地方政府的积弊，曾提出了建设“廉洁政治”的主张。

不久，财政厅厅长杨绵仲辞职，李宗仁保荐章乃器接任财政厅厅长。我随章到财政厅工作，初时任秘书。省财政厅原来只设三个科，省政府搬到金寨后，章把第一科所管的地方财政和第三科所管的银行和会计业务划出来，另设立一个第四科，由我兼任科长。直至章乃器离开安徽的一年之后，我才离开。

章乃器在安徽一年多，做了不少有益于抗战和地方的工作。他在财政厅的一切工作，我大都与闻和参与其事。遗憾的是，一则是时间已过了四十多年，记忆可能有不确之处；二则手边缺乏资料可供参考。因而我在这里只能提供一些粗略的回忆。

一、章乃器和新桂系的关系

章乃器和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原来并不相识。但章乃器的胞兄章培却和白崇禧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他们同班、同宿舍，交谊十分深厚。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时候，章培曾受白崇禧的委派去浙江，搞过军事策反工作。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章乃器在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表现十分活跃。当时李、白曾经派人和章乃器联系过。新桂系一度在广西曾策划组织全国性的政府时，还打算邀章乃器担任财政部长。章婉词拒绝了他们的邀请，并劝李、白不要另组政府，以免引起内乱，给日本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不久，蒋、桂妥协，广西另组政府的计划也就取消。这个时间章乃器和李、白等人虽有函电往来，但没有直接见面。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十一月间，上海失守，章乃器转往香港。

一九三八年年初，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徐州。这时京津和上海一带的知识青年不少人都流亡到了徐州。这些青年的抗战情绪十分高涨。在这种情况下，李宗仁在徐州设立了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邀请了许多社会知名人士和招收大批青年参加抗战动员工作。当李宗仁又被任命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后，他了解章乃器在广大的知识青年中有一定的影响，过去又和章乃器有过联系，因此就被他的亲信韦永成和桂系原派在香港办报的黎蒙，去邀请章乃器到安徽来和他合作。韦永成对章乃器说：李宗仁名义上虽兼任主席，但军事很忙而又远在徐州，事实上无法过问。李宗仁想请章乃器担任省府秘书长，并代理省主席的职务。

章乃器是一个实干家。他的事业心极强·当时抗日战争正在展开。他认为自己多年来既然奔走呼号团结抗日，现在就应奔赴前线，尽自己最大力量，参加具体的工作。他又认为如果能够推动国民党内部在开放政权和发动民众方面有所进步，那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将是一件很有益的事情。当时章乃器对桂系抱有希望，因此就答应了李宗仁的要求，和韦永成、黎蒙一道到了汉口。

在汉口，章乃器特意去访问过周恩来副主席。据章乃器自己说，在他向周副主席说明将要应李宗仁之邀到安徽去工作时，周副主席要求他到安徽以后，注意做好两件事：一是彻底释放政治犯；二是搞好同新四军的合作。章乃器答应了周副主席的要求，并在以后工作中予以贯彻。

章乃器在接任安徽财政厅厅长的时候，安徽的财政确已陷于绝境。安徽财政历来入不敷出。平时除靠田赋和特税（鸦片税）等大宗收入来维持外，还要靠国库的大量补助。这个时候安徽一部分县、市已经沦陷，没有陷入敌手的专区和县的各级行政机构，也一片混乱不堪；不少人混水摸鱼，有的县长挪用应缴税款或径自贪污中饱，有的税务人员索性卷款潜逃，故对省级机关工作人员的欠薪欠饷，亦已为数不少。

章乃器在了解和分析了安徽的财政实际情况以后，迅即采取了一系列的应急和改革的措施。

二、章乃器的财政措施和改革

章乃器过去一直在上海从事银行工作，不懂得财政，也不熟悉内地的情形，但他具有一种非凡的工作才能。

他因不熟悉财政，所以一到财政厅，就先从调查情况入手。厅内科长一级的职员，虽大多数随杨绵仲离去了，但中下级的职员，却不少还仍然留在财政厅内。他知道在旧中国的各级政府中，真正了解情况的正是这些中下层的工作人员。章乃器能推心置腹地对待他们，信任他们。他分批分期地和这些人谈话，向他们了解情况。因而很快就从一个外行变成了内行，掌握了工作的主动权，得到了大批职员的信赖和拥护。

在省政府搬到立煌(金寨)后，由于日寇的侵犯，安徽完整的县份更少了，其时又和国民党中央失掉了联系，财政就更加陷入了绝境。当时章乃器采取了以下的措施：

1.在节流方面，他提请省府在全省开展铲除贪污，节约浪费运动。

在铲除贪污方面，据我记得的，财政厅当时曾经检举过教育厅长杨廉的贪污劣迹。杨廉虽已跑到四川，但仍受到了枪毙的极刑。还扣押过寿县县长和立煌商会会长。此外，县长和税务局长等因贪污被撤职查办的还有不少。经过雷厉风行的打击贪污，在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和一九三九年上半年那个时期内，在省政府系统的各部门，特别是财政部门的各级机构中的贪污之风大为收敛。

在节约浪费方面，省财政厅采取的办法是事前严格审核各单位预算，事后严格审查预算实际执行的情况。

支出上的浪费，常常是事前虚列项目，事后虚报支出。贪污行为也就往往在这种虚列和虚报之中发生。因为这个原因，章乃器和民政厅长张义纯、教育厅长方治、保安处长丘国珍等都曾发生过面红耳赤的争吵。

张义纯、丘国珍都是军人。张义纯是安徽人，又和桂系有较深的渊源，当时是民政厅长代省府主席。方治是CC的重要分子，也是安徽人，有些势力。他们原以为章乃器是个知识分子，一定不敢和他们抗争，就官场常情来说，章乃器似乎也应该敷衍他们的面子。然而，章乃器却真不愧是个有政治主张的铮铮铁汉，他坚持原则，绝不妥协。当时张、方、丘等人曾放出空气，将要对章暗下毒手。这些流言还有意识地散布到财政厅的科长、秘书的耳旁。我们曾经和章乃器讨论过这个问题。章却毫无惧色，表示绝不妥协，并且致电李宗仁揭发张、方、丘等的行为和阴谋。张、方等也终于没有敢对章下手。相反，张义纯和丘国珍却先后被调离省政府。

2.在开源方面的措施。以上的铲除贪污和节约浪费工作，虽然收到一定效果，但它只是一种消极的节流措施。更重要的是要设法开源。在孤悬敌后，而又处于战争状态的条件下，更须要因时因地，自想办法，做到自力更生。

在开源方面章乃器做了以下的工作：

（1）发行银行本票，搞活金融流通

一九三八年六月间，省政府由六安搬到金寨；十月间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因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也把集团军司令部的所有直属机关都迁到金寨附近的古碑冲。大批的军政人员都进驻到金寨一带，军政机关的经费开支增长很多，银行和社会上的通货（钞票）却十分缺乏。这种状况如不解决。则政府机关的各种活动都将无法进行。安徽省银行有一定数量的硬通货（金银等）储备，但省银行无权发行钞票，而硬通货又不能在市场上流通。省银行总经理是皖南人程振基，在省府迁往六安时，程却把总行迁到皖南屯溪，仅留下一个副经理郭子清跟省政府行动。省银行的董事长照例由财政厅厅长兼任。省银行也照例代理省金库。它的主要资金靠省库的支持；省财政发生困难时，省银行也应该大力协助。可是程振基既不肯过江北来，也不肯和政府合作，郭子清又不能撇开总经理而完全自作主张。

章乃器深通银行业务，他知道通货的缺乏，不仅在政府机关，而且在社会生活上也将会引起严重的后果。于是就断然地罢统了程振，派财政厅代理主任秘书张善璋过江去接任省银行总经理的职务；同时以省公债作抵抑，要郭子清在金寨印发省银行本票（大约是二百万元）作为钞票，以应社会的急需。本票使用的时间不长，发行的数目也不太大，但在一九三八年冬季，金寨金融十分枯竭的时候，却起了重要的应急作用。

（2）设立货物检查处，征收通过税

武汉失守不久，皖北和皖西各县的市场上就不断发现从敌占区由小商小贩运进来的各种日用商品。章乃器有一天在财政厅附近一个小摊子上发现了一批由敌占区进来的日用品，有布匹、毛巾等。他向这个摊贩详细了解这些商品的由来。这个小商贩不仅对他说明了由来，而且还介绍了在敌我交界地带的几个口岸（如无为的凤凰桥、襄安，怀远的龙亢、河溜以及其它敌我交界处大小口岸）及各种货物（工业品和土特产）的交换情况。这个偶然的发现，启发了章乃器，他想起了曾经流行于中国的厘金局和厘金制。

据说厘金制创始于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当时由于战争的原因，城市中原有的坐商，已经无法正常营业，承平时期的交通孔道，也因战争而无法通行。于是肩担负贩应时而生。曾国藩等便建议清政府准许在江南各省的大小水陆口岸，设立厘金局，对各种通过的货物，抽取一定数量的厘金，以维持湘军、淮军以及各省团练所需用的巨额饷婿。以后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章乃器认为当时裕财之道，也正可仿照厘金的办法，对因战争环境而产生的各种大小行商，征收通过税。他当时曾兴高彩烈地和我们几人讲了他的设想，我们一致同意。但章乃器和我们几个秘书科长，虽然都知道厘金制这件事，却没有实际经验。正好第二科科长夏际宽是财政厅的老人，他本人在厘金局工作过，熟悉厘金征收的一切手续和办法。遂即由夏际宽负责筹备，拟定章程和各种票证的发行办法，以及货物分等征收的税率，取名为“货物检查税”，在皖东和皖中各县的几个口岸，设处开征。其后，因为业务发展，就由二科划出而专设一个所属的货物检查局，由祝青儒（范醒之）负责；下设战时进出口货物检查处，很快就遍布于各县的货物运输交通要道。

货物检查处设立后，税率虽然不高，但由于每日货物进出的数量很大，税的收入就十分可观。不仅解决了财政困难。而且有多余的财力，可以兴办各种事业。在章乃器任职时期，安徽省政府之所以能每月资助新四军军费三万元，省府的财政也从来不感觉困难者，其原因即在于他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随时采取相应的有效的办法。

“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虽是一句老话，但也有一定的道理，章乃器廉洁无私，而又精明能干，所以在他任职期间，各货物检查处每天经征很多银钱，虽处于战争动乱时期，但财政系统的各级机构，并无贪污的事情发生。即使是在财政界混过很久的老税务人员，也不敢胡作非为，以身试法。当章乃器去职，由杨忆祖接替财政厅厅长以后，货物检查处很快就变成了各方面垂涎的发财机构；而货物检查税也成了受人诟骂的枇政。这是不能归咎于创始者的。

三、章乃器对抗战和革命工作的贡献

章乃器在孤悬敌后的大别山中，能使桂系当局很快渡过财政难关，且能进一步开辟财源，使安徽的财政大为充裕，确实显示出他理财的非凡才能。这自然对当时安徽的抗战工作是有贡献的。

但我认为，他当时对抗战和革命工作的贡献，还在以下三个方面：

1.顶住逃跑主义的歪风

安徽省东连宁沪，西接武汉，中贯长江，是国民党南京政权的屏障。抗日战争发生后，敌人侵占淞沪，企图西犯，省会滨临长江，更可以扼江而守。省政府虽不是军事战斗单位，但守土御敌，也是义不容辞。可是省政府的历届负责人，都以做官发财为目的，从无备战守土的打算，芦沟桥事变初起时，安徽省政府主席是东北人刘尚清，当他听到社会上责难东北军不抵抗，以致丧失东三省大片国土的罪行时，竟在省府纪念周会上公开说：“亡国只有先后之分，并无彼此之别。”他的言论引起群众大哗，他对抗战的态度也就昭然者揭了。

“八·一三”淞沪抗战发生后，省政府主席换了湖北入蒋作宾。蒋是日本士官生。南京政府发表蒋为安徽省政府主席时，也声称是建立战时政府。可是蒋接任不出十天，就仓惶地把省府迁于六安。省政府迁六安后，蒋作宾也不作任何应战准备，却仍保持其几十年高官厚禄的生活习惯（蒋在北洋政府时即做陆军次长，南京政府成立后先后任驻日、驻德大使和内政部长)，每天只注意衣着的整洁和食住的讲究。其它事都不过问。各厅处长则每天酒食征逐，嬉戏竹林。中下级的工作人员，有的逃往后方，有的逃到农村，流散了将近一半。在淞沪失守，国难严重的关头，一个省级领导机关的日常生活竟然荒唐到这种地步，不是身临其境者是不能相信的。

一九三八年二月，李宗仁接任安徽省主席后，情况略有好转。可是为时不久，台儿庄和徐州先后失守，逃跑的思想又复抬头。省党部首先逃跑到皖南；教育厅长杨廉借口学校内迁，离开了安徽；其他各厅处长也举棋不定，准备看看形势再说。这时省政府主席改由朱佛定代理。他是法国留学生。过去从事外交工作，人也比较胆小。他对省府迁入金寨不作肯定表示。如果省府所属的各厅处多数撤往后方了，他的秘书处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随着同迁。

这个时候章乃器表现出一个名副其实的爱国主义者的勇气，他挺身而出，反对逃跑，而且以身作则，坚决不走。大约在一九三八年的六、七月间，日军为着进攻武汉，先派一部分兵力进占合肥，并进一步西犯六安。省府的各厅处都奉令撤向金寨。就惯例来说，财政厅原可以先撤，章乃器也可以先走。但是章乃器没有这样做。他表示一定要和朱佛定一起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共同撤退。

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在七七事变之后，曾在安徽的几个战略地点储存了一些粮食和食盐，为数不少。由于战局转变，财政部令由安徽省财政厅负责处理疏散或者出售。这件事由我经办。但在战事没有迫近时，也不能提前处理，使国家蒙受不必要的损失。所以在各厅处的工作人员全部撤离六安以后，朱佛定和省府电台仍然留六安和各方保持联系。财政厅方面则留下我和一个译电员以办理疏散粮盐的重要工作。

朱佛定住在六安的六德公园。为了联系方便，章乃器和我也搬到六德公园去住。隔了几天，敌军果然进犯六安。六安前线驻军在准备后撤的时候，通知省政府赶快转移。当时正是大雨滂沱，六安城内的人已经很少。章乃器和我以及他的一个警卫员、一个译电员，四个人冒着大雨，踏着泥泞，向大别山撤退，深夜一点才到了苏家埠。以后经由麻埠转到了金家寨。

金寨是个山区小县，生活条件很差，敌机又不断轰炸。一次，敌机炸平了财政厅的办公处，章乃器刚跑出房门，他的办公室就被炸塌了，幸免于难。

在这种情况下，逃跑的声浪在省府各机关中再度泛起，又有些人跑走了，财政厅也有人逃走。这时章乃器不断地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反对逃跑主义。并在《皖报》上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题目叫《固守皖西，屏障武汉》。这篇文章对稳定安徽省府工作人员的抗战情绪和打击逃跑主义歪风，确实起了一定作用。

当时的逃跑者，一是逃向后方，一是投向敌人作汉奸。章乃器对于后…种人尤为痛恨。他有一个老朋友随他在财政厅工作，据说此人在上海时曾经发过大财，后来因破产投奔了他。这个人和大汉奸王克敏相识。他不满章乃器给他的安排，就对章说：“如果我去找王克敏，他一定不会这样安置我的。”（这个人后来并没有去作汉奸）章对此非常气愤，就不断在各种会议上，公开指名批评他。章乃器说：“在强敌压境，中华民族濒于危亡的时候，全国亿万人民一致奋起，

共同对敌，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的毁家纾难，有的为国捐躯，可歌可泣的事，天天都有。而某某人没有突出的工作能力，在享受上却要求和别人相比，要求不遂，竟以想去做汉奸来威胁，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是中华民族的败类！我的朋友中竟有这种人，也是我章乃器的奇耻大辱！”云云。章乃器每讲到这件事时，总是声色俱厉，悲愤交加。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所以虽然事隔四十多年，我仍能记起当时的情况和他讲话的大意。

2.延揽并掩护一大批进步知识青年

财政厅的主要工作，就是经征各种税收。税收工作因为和钱财有关，所以在旧社会最为贪图发财的人所钻营；可是也最为知识分子，特别是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所鄙视。章乃器刚接任财政厅长时的苦恼，是地方动荡，税收无着;而在税收，特别是检查税开征之初，又苦于办事无人。但很快就得到解决。这是因为章乃器在知识青年中有相当威信，他也喜欢接近青年。在他担任财政厅长的一年多时间中，从财政厅内部到各县、区的财政机关中，几乎全部任用知识青年。

我是一九三三年到安徽工作的。在过去的历届政府中，一些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几乎无人肯干税务工作，而这时由于章乃器的关系和地下党的支持，财政和税收系统反而成了进步青年的集中场所。这种局面是过去从来不曾见过的。

这些青年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安徽省动员委员会的工作团。李宗仁初到六安时。

为发动群众参加抗战工作，设立了安徽省动员委员会，延聘了安徽省的进步知名人士如光昇、常藩侯、沈子修、朱蕴山、周新民、朱子帆等为委员。周新民和在动委会内工作的张劲夫、狄超白等都是地下党员。章乃器兼这个会的委员和秘书。在动委会的一切活动中，章乃器对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都采取密切配合的态度。

动委会下设工作团。每个团的成员人数多少不等。他们大都是外省流亡到安徽的或是本省的知识青年。这些工作团分散在省内的各个地区，配合地方政府，帮助抗日军队做了很多战时后勤工作，成绩十分突出。其中的骨干分子不少是中共地下党员。

一九三八年十月廖磊任主席后，民政厅长换了陈良佐。陈良佐认为省、县动委会的工作性质，基本上都属于民政厅的工作范围。他也看出动委会的领导权已掌握在进步分子的手中，因而极力主张限制省动委会的活动，取消省动委会所属的工作团和县的动员委员会。原有各工作团的成员由民政厅另行安排工作。工作团的大多数成员不愿意到民政部门工作，就相继转到财政厅来了。章乃器是来者不拒，对这些青年都作了适当安排。

二是财政厅自己设立的财政会计训练班。财会训练班一共办过三期，每期约二百人，训练时间三个月。学员招考资格限于高中毕业生。财会训练班虽是附属于新桂系所办的安徽省军政干部训练班，但是由于章乃器的关系，实际上却为中共地下党所掌握。财会班的业务课，由财政厅的科长秘书担任；政治辅导则由地下党员狄超白、陈穆和一些思想进步分子担任。第一期毕业的学员都分配在货物检查机构和县政府内工作。二期没有毕业，章乃器就离开了安徽。

三是在武汉招聘的安徽籍的流亡青年。武汉没有失守以前，章乃器因公到过武汉两次。他看到安徽有些知识青年逃到武汉后没有工作可做，生活又有困难，就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招收这些青年回皖工作。当时应聘回到安徽的约有一百多人，都由章乃器安排了工作。其中有不少人思想进步，抗战热情很高，如领队的童汉璋（桐城人），就是共产党员。

这三方面的青年，合起来有好几百人，都被章乃器安置在财政系统之中。上自财政厅内部，下至县的财政科和货物检查处，甚至实际执行货物进出检查的卡所人员，也全由知识青年来干。一时间，财政系统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成绩斐然。

但是章乃器的这些作法，恰恰犯了国民党省党部CC分子和新桂系陈良佐等的大忌。他们都要争夺青年，而青年却远远地离开了他们。相形之下，省党部和新桂系的民政厅，都成了冷冷清清没有群众出入的官僚衙门。

章乃器任职期间，曾与来立煌（金寨）和廖磊谈判的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作过深谈，还邀请来访的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到财政厅作演讲，被请来演讲的还有当时的新华社记者何伟。这些举动，都给青年们的思想以积极的影响。

可是这些进步青年却不见容于国民党。在一九三九年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不少人就在CC和新桂系的打击下，先后离开新桂系统治区而参加了新四军。仅我所知道的就有张劲夫、李人俊、陈国栋、狄超白、范醒之、陈穆、陈智方、何兆珍等人。

3.保护了文化印刷机构

在抗战以前，安庆虽然有大小几家报纸，但能每天出版、规模比较大的，只有安徽省党部主办的《皖报》一家。印刷厂较大的是省政府所有的官印局（后来改为印刷厂，归建设厅领导）。省政府迁移六安时，《皖报》和省府的印刷厂都随同搬走。可是到省府准备再搬金寨的时候，省党部早已逃往皖南，建设厅长刘贻燕也辞职离皖，而报馆和印刷厂的机器和铅字，数量多，份量重，搬运困难，无人过问。当时《皖报》的经理方应潮，省印刷厂的负责人叶宗祺，急得团团转。后来他们来找章乃器想办法。报馆和印刷厂与财政厅本无关系，但章乃器认为报馆和印刷厂，将来在开展文化活动和对敌宣传上，都是绝不可少而且是不容易买到的东西。于是就毅然拨给运费，要他们提前运到金寨，使《皖报》能很快复刊，和群众见面。章乃器这种照顾大局，不避嫌怨.勇于负责的精神，本来是应该令那些放弃职守，临危逃脱的人引咎自责，深感汗颜的。可是当皖西形势趋于稳定，CC分子从皖南回来以后，却指责章乃器是攘人之权，方应潮是卖身投靠。是非颠倒，竟至于此。

四、章乃器去职的内幕

一九三九年春，财政厅的各项工作正在蓬勃展开。四月初，章乃器忽然接到蒋介石的电报，要他去渝述职。电报来得蹊跷，因为在过去外省官吏到中央述职的事是有的，但一般是出于自己的请求，或者是中央对某一问题有所咨询。但章并没有请求，蒋的来电也没有说明什么事情需要咨询。所以，章本人和我们一些人都觉得有些突然。

章向廖磊和阵良佐、朱佛定等商量行止，他们表示不知原因，无能为力。社会上传言是CC分子在蒋介石面前攻击章乃器起了作用，CC分子倒也自认不讳。

章乃器到重庆后，既然是奉命述职，自然要去见蒋介石。可是蒋介石却拒不见面。这些情况我本来不知道，而是方治有一次和我见面时，兴高采烈，绘声绘色地说：“章乃器去见蒋委员长，委员长不见，要陈布雷给章一部《总裁言论集》，并传话要章好好学习”等等。表示章已不可能回来。言外之意，似乎章的去职，即由于不和他们合作，不听将介石的命令所致。

章乃器离皖以后，由于我代理章乃器参加省政府委员会每周二、五的两次常会，和其他的各种重要会议，因而和各厅处长接触机会较多，对章去职的内幕，也逐渐有了较真切的了解。

如前所述，章乃器在安徽起用大批进步青年，而这些青年又大都团结在地下党的周围。这种情况，既为CC仇视，也为桂系所不满。

陈良佐来安徽时，原广西王公度系统下的大批中青年骨干，如张威遐、闭有清、李一尘、胡学林、胡思尧、莫仲凡等都接踵而来。他看出CC分子虽然把持安徽省党部多年，但却毫无群众基础，绝不是他们的敌手。而真能成为他推行“大广西主义”障碍的，却是另外两种力量：一是围绕在安徽省动委会和财政厅的广大进步青年；二是张义纯时期所成立的余亚农、岳相如、石寅生等六路“皖北抗日人民自卫军”的地方武装势力。

新桂系清除地方武装势力的问题，不是本文范围，这里暂且不谈。对消除进步力量，陈良佐采取了如下办法。他将张威遐、闭有清派在动委会内抢权。白崇禧还亲自打电报给章乃器，要求他照顾张、闭二人的工作。这个电报章给我看过。陈将李一尘派在豫鄂皖边区战地党政分会担任主任秘书；把胡学林派在安徽省干部训练班担任训导科科长；把胡思尧、莫仲凡等派在民政厅担任主任秘书和科长，占据了当时各种重要岗位。他们自成系统，以陈良佐为核心，在桂系中又自成小圈子。(因为这个原因，陈良佐就为桂系内部另一些人所不满。后来，当他得知自己的位置将发生动摇时，曾电请黄绍竑替他说话，终究也无济于事。）

陈良佐看出，自己虽有李、白的靠山，并有一部分广西青年的拥护，但仍然没有办法和章乃器抗衡。章乃器在青年中的影响和地位，他没有办法代替。而一些思想进步的青年，也绝不会为桂系所控制。他就要想办法把章乃器挤走。如他在廖磊面前反复申述，章的存在将不利于桂系集团在安徽的发展。开始廖磊并不以为然，因为章到安徽是李宗仁请来的。他在青年中虽然有影响，但本身没有任何组织，这一点桂系和CC分子都清楚。而章乃器在财政工作上的成就，廖磊很赞赏。因廖磊初到立煌时，最担心的就是财政问题，及至当他发现安徽财政由于章乃器很有办法，不但不会挨饿，而且还可以兴办各种事业的时候，他对章也不得不十分钦佩了。他曾对章本人表示过，对朱佛定也表示过，在我们参加的某些会议上也表示过。可是在陈良佐等（包括蔡灏、汤尧和桂系的一些中级干部）和CC分子的不断攻击下，廖磊动摇了。在非常勉强的情况下，廖终于同意把章乃器调走。

他们将章乃器搞走所采取的办法，陈良佐等也都有过研究。如果撤职必须要有错误。CC分子攻击章的理由是章与共产党合作；桂系攻击章的理由是他不肯为桂系所用。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两种理由都不能公开，自然不能撤职。降调呢，和撤职性质相近，同样拿不出理由，也怕财政厅中发生不稳定或其它事故。所以就用了这种不光明的手法，乘章乃器到渝述职，以后才发表了免职的命令。

这种内幕我们当时不知道，章乃器也不十分清楚。章乃器离开后，财政厅内外工作人员的情绪确有些不稳。廖磊曾经召集我们几个科长、秘书谈过一次话，意在消除我们的疑虑，稳定我们的情绪。然而由于章乃器的离职，财政厅失去了领导，财政工作很快就由生气勃勃转变为涣散混乱。杨忆祖到职后，他本人无理财能力，财政厅上下又离心离德，财政收入就大幅度下降。杨忆祖每会见廖磊一次，或在省府常会上，总是叫苦连天，说财政没有办法。

廖磊亲眼看到，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却由于章乃器的去职在财政上一筹莫展，搞得焦头烂额。而章的去职却又是在陈良佐等的逼迫之下，勉强同意的，因此他非常苦恼，也十分气愤。在一次省府常会上,廖磊在谈到财政困难的情况时，曾对着陈良佐和汤尧说：“你们要把章乃器弄走，你们说财政有办法，可是现在弄成这个样。你们的办法在哪里呢？”说时表情十分严肃。而陈良佐和其他人都一言不发，显得十分尴尬。

我听了廖磊的话，又看到会场上的气氛，感到十分奇怪。因为章的去职，当时据社会上的传说和我们的揣测，都认为是和CC的矛盾有关，而听到廖的发言，则显然不是这样。于是，散会之后，我就马上跟着朱佛定去了他的办公室，一坐下，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佛公(当时我以此称他),刚才燕公(廖磊）的话，似乎说明章乃器的去职，不是由于和CC的矛盾，而倒是和辅公（陈良佐）他们有关系了。这是怎么一回事？”朱佛定说：“当然，如果他们（指桂系)不同意，CC能够起什么作用呢？”接着，朱佛定就谈了章乃器去职的原因和经过。我们彼此唏嘘，也进一步认识到桂系的封建狭隘性和排他性。

章乃器在安徽虽然仅仅一年多，可是给人们留下很多思念，除了他做出上述的那些成就外，他的坦直的性格，爱国的热情，用人的无私和他那种办事敏捷的才能，以及才华横溢的文章，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当年他延揽的大批青年，很多人在解放后的财经战线上，都担任了领导工作，发挥才干。这一点，据章乃器本人说，解放后毛主席曾和他在一次谈话中，也作了肯定。

(原注：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原安徽财政厅老同事潘寿田等同志提供了一些资料，不及一一注明，谨此致谢。——作者）

资料来源：

《安徽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1985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