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关扬州后曾十日不封刀，并屠城80万人，百年后人们才知真相
清军入关扬州后曾十日不封刀，并屠城80万人，百年后人们才知真相
清军入关扬州后曾十日不封刀，并屠城80万人，百年后人们才知真相
世人皆知清军入关时的＂扬州十日＂，却不知这段历史曾被统治者刻意抹去。在乾隆年间，一场大规模的文字狱让许多记载这段历史的书籍付之一炬。然而，一本由扬州幸存者所著的《扬州十日记》，却在命运的指引下辗转流落到了日本，保存了这段令人心痛的历史。
究竟是什么样的仇恨，让清军对扬州城展开如此惨绝人寰的屠戮？为何这座繁华的江南城市会遭此劫难？这段被掩埋的历史，又是如何重见天日的？
一、扬州十日的导火索
崇祯十七年三月，北京城破，明朝覆灭。消息传到江南时，扬州城内人心惶惶。这座以盐运繁荣的商业重镇，此时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史可法，这位曾在崇祯皇帝面前立下誓言＂臣必以死报国＂的忠臣，此时正驻守扬州。他深知扬州的战略地位——这里不仅是江南漕运的重要枢纽，更是通往南京的门户。
1645年四月，多铎率领清军向扬州进发。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他带来了大量的红夷大炮。这种由荷兰人制造的火炮，此前已在攻破松江等地时发挥了巨大作用。
当时的扬州城内，局势并不乐观。城中驻军不过数万，而且多是临时征召的盐商家丁。史可法深知形势危急，下令在城内张贴告示：但凡有逃兵者，立斩不赦。
就在清军抵达扬州城下的前一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城内几位盐商暗中派人送信给多铎，表示愿意内应。然而这个消息被史可法的亲信发现，当晚就将这几位盐商及其家眷全部处决。
多铎见计谋败露，震怒不已。四月初九，清军开始猛烈攻城。与此同时，扬州城内也发生了一系列变故。几位副将提出投降建议，被史可法严词拒绝。一些商人趁夜偷偷潜逃，却被巡城的士兵当场格杀。
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清军攻城的第三天，城内的火药库突然发生爆炸。这场爆炸不仅炸死了数百名守军，更在城墙上炸出了一个大洞。虽然史可法立即组织人手抢修，但城防已经出现了致命的破绽。
四月十五这天，多铎派出使者，提出招降条件：只要史可法率军投降，不仅既往不咎，还可以保留原有官职。史可法站在城头，只说了一句话：＂我史可法是明朝的大臣，岂能背弃君恩？＂
这句话传到多铎耳中后，他立即下令：全力攻城，决不手软。当天下午，清军集中火力，对准之前爆炸留下的缺口猛攻。到傍晚时分，扬州城的命运就此改变。
二、屠城的政治博弈
扬州城破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摄政王多尔衮正在处理朝政。多铎的捷报中提到了一个细节：史可法拒绝投降时，曾说＂宁为明朝鬼，不为清朝臣＂。
这句话背后，牵扯出了一场错综复杂的政治博弈。当时的清廷内部，实际上分为两派：一派以多尔衮为首，主张以怀柔政策笼络汉族官员；另一派则以豪格、多铎为代表，主张采取强硬手段。
在扬州城下，多铎三次派人招降史可法。第一次派出的是已投靠清廷的前明将领马士英，第二次是扬州本地的盐商，第三次则是清廷专门从北京派来的使者。
每次谈判，清方开出的条件都十分优厚。不仅承诺保留史可法的官职，还答应给予其麾下将士同等待遇。然而，史可法每次都在城头当众扯碎了降书。
多铎在给多尔衮的密信中写道：＂此城若不杀鸡儆猴，江南难定＂。这封信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扬州之战早已超出了单纯的军事意义。
就在城破前的最后一次谈判中，清使带来了一份特殊的文书，上面有多尔衮的亲笔信：＂若降，不失侯爵之位＂。这份文书的背后，是多尔衮试图阻止弟弟多铎采取极端手段的最后努力。
然而事态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当清军攻入城内时，一支由盐商组织的民兵突然发动反击，将多铎的亲兵射死数十人。这一变故，成为了多铎下令大开杀戒的直接导火索。
多铎在城破后立即派人去追捕史可法，同时下令搜查城中每一处可能藏匿明朝官员的地方。期间发生了一件耐人寻味的事：当士兵在一处盐商宅院发现暗室时，里面除了财物，还藏有大量火药和兵器。
这个发现，让多铎坚信扬州城内存在一个庞大的抗清网络。他随即上书北京，声称必须以雷霆手段摧毁这个网络。多尔衮在收到奏报的第二天就派出快马传令，要求立即停止屠城，但这道命令到达扬州时，城内已是一片血色。
十天之后，当多铎率军离开扬州时，这座繁华的江南商都已经沉寂。这场屠城不仅改变了扬州的命运，也在清廷内部引发了深远的政治影响。多尔衮的怀柔政策受到了严重打击，而主战派的力量则开始在朝中占据上风。
三、城破后的三重悲剧
史可法殉国的细节，鲜为人知。当清军攻入扬州城的那一刻，他正在书房中写下最后一封奏章。这封奏章后来被一位幸存的幕僚带出城外，上面写着＂臣无能保全江山，臣死有余辜＂。
据记载，当清军破门而入时，史可法并未慌乱。他换上朝服，正襟危坐。有随从劝他从密道逃走，他只说了一句＂大丈夫死就死在这里＂。随后取出佩剑，割断了自己的喉管。
在史可法自尽的同时，城内的文人群体也面临着生死抉择。扬州作为文化重镇，聚集了大批明朝遗老。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钱秉镫、徐石麒等人，他们曾组织＂扬州诗社＂，创作了大量抒发忠君爱国之情的诗作。
钱秉镫在城破之际，带领一批文人躲入文昌阁。他们在那里写下诗句，焚香自焚。据说当清军破门而入时，看到的是一屋子抱着诗稿的尸体。徐石麒则选择了另一种方式殉国，他在家中设下火药，与清军同归于尽。
扬州的商贾们遭遇了第三重悲剧。这座以盐运致富的城市，积累了大量财富。清军入城后，立即开始了有组织的搜掠。据《扬州十日记》记载，仅盐商汪家一户，就被搜出白银十余万两，珍珠玉器无数。
更令人震惊的是，清军在搜查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许多盐商的地窖里不仅藏有财物，还储存着大量军需物资。这些物资原本是准备支援南明政权的。这个发现，成为了多铎继续屠城的又一个借口。
在这场劫难中，一些意想不到的细节被记录了下来。比如，有一位姓李的盐商，在清军搜查时主动交出全部家财，却在交接时被发现暗藏了一份记载军情的密信。这封信后来成为了清军大肆搜捕的依据。
还有一位叫做王怀敏的商人，他在城破之前就将大部分财产转移到了镇江。清军得知此事后，立即派出一支人马追缴。然而等他们赶到镇江时，却发现那些财物已经被当地商人分散转移，成了一笔悬案。
这场持续十日的浩劫，最终以一个意外事件告终。一位叫做陈迁的商人，在被搜查时突然拿出一封多尔衮的手谕。这份手谕是他早年在盐政上立功时获得的。多铎看过手谕后，才下令停止了搜捕。
三重悲剧过后的扬州，已经面目全非。这座曾经富甲一方的商业重镇，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法恢复昔日的繁华。而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们，则开始秘密记录这段不应被遗忘的历史。
四、历史真相的流传
王秀楚，这位亲历＂扬州十日＂惨案的文人，在劫后余生时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将这段血腥历史详细记录下来。他选择了一种特殊的方式——每天夜里在油灯下写一点，写完就立即藏入夹壁之中。
这份手稿最初只有薄薄的几页。王秀楚用最朴素的文字，记录下了从城破到屠城结束的每一天所发生的事。其中最惊人的记载是关于一位叫做赵怀玉的商人，他在城破之际将一批账本和书信匆忙掩埋，这些文件后来成为了记录这段历史的重要佐证。
然而，清廷很快就开始了对这类记载的严厉查禁。康熙年间，一位叫做朱舜水的学者，因为私藏了一份描写扬州惨案的诗稿，全家都被流放到了黑龙江。这个教训让许多知情者都噤若寒蝉。
但王秀楚的手稿却有了意想不到的际遇。一位日本商人在扬州做生意时，偶然得到了这份手稿的一部分。这位商人姓野村，他将手稿带回日本，存放在长崎的一座私人图书馆中。
乾隆年间，清廷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文字狱。其中专门针对＂扬州十日＂相关的记载进行了严密搜查。一位叫做钱大昕的学者因为在家书中提到这段历史，被拘押了三个月之久。
就在这场文字狱最严厉的时候，王秀楚的后人想出了一个保存历史的方法。他们将记载分散成片段，藏在各种诗集和文集中。每本书只记载事件的一小部分，这样即使被查获，也不会暴露全部内容。
这种分散保存的方式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日本的野村家族中，一代代人都在默默保管着那份手稿。而在中国境内，那些零散的记载也在民间秘密流传。有一位叫做张茂先的商人，甚至将部分内容编成了民谣，在市井之间传唱。
到了嘉庆年间，朝廷对这段历史的审查逐渐放松。这时，一些零散的记载开始重新汇集。一位叫做邹光祖的学者，花了二十多年时间，暗中收集这些片段，试图还原历史的真相。
最具戏剧性的是，当时在日本长崎经商的一位扬州商人，无意中发现了野村家族保存的那份手稿。这位商人姓顾，是王秀楚的远房后人。他立即明白了这份手稿的重要性，但直到十年后才找到机会将其带回中国。
这些散落各处的历史碎片，就像是一幅被打散的拼图，等待着后人将其重新拼接完整。而那本流落日本的手稿，则成为了验证这段历史真相最重要的明证。
五、真相重见天日
《扬州十日记》重返中土的过程，堪称一部传奇。道光年间，一位叫做吴澄的商人从日本带回了这部手稿的完整抄本。为了避免引起官府注意，他将书稿伪装成商业账册，夹藏在大批货物之中。
这份抄本最初只在极小的范围内传阅。一位姓徐的老学究在读到这份手稿后，立即联系上了当地几位德高望重的前辈。他们组织了一个秘密的文史研究小组，专门对照验证手稿中记载的细节。
让人意外的是，在扬州的一些老宅院中，陆续发现了与手稿内容相呼应的实物证据。1847年，一户姓张的人家在修缮祖宅时，从墙壁夹层里发现了一批当年仓促掩埋的文书。这些发黄的纸张上，记录着城破前后的种种细节。
更重要的发现来自考古。在扬州城南的一处工地上，工人们挖出了一个巨大的乱葬坑。考古人员在现场发现了大量明末清初的器物，其中包括一些属于扬州盐商的私人印章。这些实物证据，印证了《扬州十日记》中关于屠城的记载。
与此同时，一些幸存者后人保存的家谱和日记也开始浮出水面。一位叫做陈德华的老人，拿出了他祖父留下的一本日记。日记中详细记载了城破后第三天发生的一件事：清军在搜查一处民宅时，发现地窖里藏着一批明朝官员的印信，这成为了大开杀戮的导火索之一。
到了同治年间，朝廷对这段历史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一些地方志开始谨慎地提及这段往事，虽然措辞含蓄，但已经打破了长期以来的禁忌。一位叫做钱泳的学者，在编修《扬州府志》时，专门设立了一个＂明末殉难＂的章节。
1890年，一个偶然的发现引起了轰动。扬州城外的一座古寺中，僧人们在整理典籍时发现了一份特殊的名册。这份名册记录了当年死难者的部分名单，其中包括许多原本已经湮没无闻的普通百姓的名字。
随着各种证据的积累，这段历史的真相逐渐清晰起来。一些细节性的疑问得到了解答，比如为什么清军会在城破后继续屠杀，而不是立即停手。原来在攻城期间，城内的抵抗力量确实比预想的要顽强得多，这激怒了多铎，导致他下令进行无差别的报复性屠杀。
更有意思的是，一些看似矛盾的历史记载也找到了合理的解释。比如有些记载说是＂十日屠城＂，有些却说是＂七日＂。经过考证，原来是因为前三天主要是军事行动，真正的大规模屠杀是从第四天开始的。
这段历史的重现，不仅依靠了文献记载，更得益于口述历史的保存。那些幸存者的后代，世代相传着这段记忆，直到它终于可以公开讲述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