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杀害“小萝卜头”的凶手，解放后却高寿至89岁而善终，为何？
他是杀害“小萝卜头”的凶手，解放后却高寿至89岁而善终，为何？
“我们在外面那间屋子藏着，等宋绮云和他儿子‘小萝卜头’走进里面的那间屋子，我一下子冲进去，上去就用手卡住小萝卜头的脖子，按在地上时他还没有咽气，一直在呻吟。杨进兴杀死宋绮云以后，走过来就用刺刀往他的脊梁骨处刺去，小萝卜头才死了。”
这段话来自一个名叫杨钦典国民党看守，光看看这段文字，都觉得十分残忍。尽管杨钦典没有掐死小萝卜头，但对小萝卜头的死，他可以说难逃罪责。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手上沾了烈士鲜血的国民党特务却在解放后高寿至89岁而善终，到底是为什么呢？
1918年，杨钦典出生于河南省郾城县（今属漯河市）大刘镇周庄村，因为家里有几亩薄田，日子也将就能过下去，小时候的杨钦典还上过几年私塾。
1930年，中原大战，河南饱受战火之苦，杨钦典为了混口饭吃，考入胡宗南办的西安军校七分校教导团。两年后，24岁的杨钦典分到胡宗南部的一个骑兵部队，成为了一名骑兵。
年轻时候的杨钦典长得高大英俊，一表人才，因此曾被选进老蒋的警卫团，还负责过宋子文、孔祥熙等的警卫工作。因为他的出色表现，1945年，杨钦典被派到歌乐山集中营内担任白公馆看守班班长，负责看守关押在白公馆内的重要“政治犯”。
刚开始的时候，他对特务头子告诉他的话深信不疑：关押在这里的人都是罪大恶极之人，对他们必须要严厉，一定要凶狠，不能有怜悯之心。
但是，时间久了，他慢慢发现关在这里的人其实也不像坏人，特别是同狱中的罗世文、黄显声、宋绮云、陈然等接触多了，他发现这些人其实都是铁骨铮铮的汉子，都是为国为民的英雄。对于罗广斌、刘国誌这样家世显赫的“少爷”，为了信仰，甘愿受这份罪也不出卖同志，他更是心生敬佩。
白公馆外景
于是，他开始慢慢对这些革命者转变了态度，对狱中的难友不像其他特务那样穷凶极恶。
对于杨钦典的“不一样”，陈然、罗广斌等革命志士都看在眼里。在了解到他也是出身贫苦家庭，当兵的初衷只是为了混口饱饭吃时，革命志士就寻机会给他讲一些革命道理，“感化”他。
杨钦典对此也确实有回应，他开始在职权范围内为难友们传递口信、交换书报，还延长放风时间，尽力给予方便。
但是，这个时候的杨钦典只能算一个对革命志士抱有同情心的看守。
1949年9月，杨钦典接到了一个处死犯人的任务。那时候的杨钦典并不知道，这批犯人就是杨虎城将军和他的随从人员。
9月6日晚上11点多，被骗至歌乐山松林坡戴公祠的杨虎城父子被特务们用匕首杀死在戴公祠屋内。两小时后，杨将军的秘书宋绮云夫妇、儿子小萝卜头还有杨将军的幼女杨拯贵也被特务们带到了戴公祠的警卫室内。
小萝卜头一家
安文芳和杨钦典负责杀死两个小孩。旁边的安文芳很顺利把杨虎城的幼女杨拯贵活活地掐死了。杨钦典见状，用同样手段对付小萝卜头时却出现了“意外”。心存的那一点一点良知，让杨钦典迟迟下不去狠手。
“按在地上时他还没有咽气，一直在呻吟。看守长杨进兴杀死宋绮云以后，走过来就用刺刀往他的脊梁骨处刺去，‘小萝卜头’才死了。”
尽管杨钦典开始没有掐死宋振中，但可以说小萝卜头是杨进兴和杨钦典二人合力杀死的。所以，在杀害小萝卜头后，杨钦典一直沉浸在一种深深的罪恶感和自责当中。
时间很快来到了1949年的10月份。
一天，杨钦典巡逻到白公馆一牢房门口，罗广斌喊住了他，说：“老杨，你知道吗？新中国成立啦！”
杨钦典一惊，四处看了看，小声说：“别乱说。”
罗广斌告诫道：“老杨，听我一句话，国民党要完蛋了，别给他们卖命了！”
白公馆院内
面对狱中难友的劝诫，他内心十分复杂。一边，他非常同情革命者的遭遇，懊悔对小萝卜头的残杀；另一边，他又担心自己这种沾了革命烈士的鲜血的特务遭受清算。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中，时间来到了11月27日，大屠杀的那一夜。
当晚，因为渣滓洞人手不够，雷天元带人去支援渣滓洞，看守长杨进兴则自己跑了，就留下了杨钦典一人看守白公馆。
“杨班长，把我们集中在这里，究竟怎么处理？”平二室的罗广斌看着来回踱步、站坐不是的杨钦典问道。
“看守长交待，你们的案子归雷课长管，雷课长一会儿就回来，让我留下看着你们。”
“哎呀！杨班长，这正是机会，你能不能想办法帮帮我们？”
“想什么办法？我都是泥菩萨过河，只能跟着逃命！”
“你能跑到哪里去呢？现在全国都解放了！”
“不跑，又咋办呢？”
“你把我们放了，解放后，大家都可以证明你的立功表现......”难友们你一言我一语，说出了一直萦绕在心头的顾虑，说得杨钦典更加心乱如麻。
当年的白公馆
起初，杨钦典本能的打了退堂鼓，落锁走人。但是没跑多远，遇到了曾关押过的袍哥李育生。在李育生的劝说下，他又想起了狱中革命志士给他说过的话，终于放下了内心最后的一丝犹豫，和李育生一起返回了白公馆，打开了牢室的锁。
就这样，白公馆的19人在杨钦典的帮助之下成功越狱，幸存了下来。
1949年11月30日下午，重庆解放后第二天，杨钦典在成功脱险的罗广斌等人的带领下，到重庆市公安局登记自首。政府根据罗广斌等人的证言，证实其在关键时刻“将功补过”，对其宽大处理不予追究，还准备把他安排到重庆市公安局工作。
而此时，河南郾城老家来信催杨钦典回家，说老母亲想他，家里分了地，但没有人种。政府根据杨钦典的意愿，给他发了路费，杨钦典回乡当了农民。
杨钦典
不过，杨钦典这样有特务看守经历的人，注定是逃不过“文化大革命”的。
1966年7月的一天，重庆市的公安人员来到郾城周庄，当场宣布“逮捕国民党特务杨钦典”。随后，杨钦典被押解回重庆，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不仅是他，连被他放出来的19人也遭到造反派的怀疑，被隔离审查，说他们是国民党安排潜伏在大陆的特务。
对此，杨钦典一直坚持事实，没有说一句违心的谎言，在关键时刻第二次救了这批同志。
“文革”结束后，在杨钦典家人和被他救过的十几名同志的申诉下，1982年，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杨钦典的申诉作出判决：撤销原判决，对杨钦典不予追究。
杨钦典在狱中度过了十几年以后终于重新获得了自由。对此，他从不抱怨，因为他觉得他就是有罪，应该得到一些“报应”。对于生活上的的拮据，也有人提醒他可以向政府申请生活补助，他还是觉得自己有罪，不该向政府张口。
1998年以后，杨钦典曾多次回到重庆参加纪念革命先烈的活动，对于自己当年罪行一直心有愧疚。
2007年11月17日，89岁的杨钦典病逝。
